2004年初，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领导的提议下，本刊开办了《演讲录》栏目，刊发了多篇国内外优秀的演讲文章，以期为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提供更好的参考。在同年第七期，本刊编辑部对原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女士做了专访，并以“扫描，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为题做了一组文章，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程作了较为全面的扫描。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2004年度第六十场发布会上，62个国务院有关部门发言人的名单被公布。正在走向前台的新闻发言人这一群体愈加引人注目。

本期我们将对部分“新闻发言人”聚焦。作为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一定有很多见解和感受，本刊记者请他们谈其所想，说其想说……?

“任何时候都要直面记者”

北京奥运新闻中心是由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和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主办的。新闻中心负责向国内外媒体提供服务，有两条路向世界宣传奥运：其一，组织好国内涉外媒体的对外宣传，如新华社对外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另一条路是走出去（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西方的有些媒体要卖我们的广告），直接做海外媒体的工作，这包括邀请海外有影响的媒体的记者，把他们请进来开研讨会，请他们了解北京奥运的筹办情况。

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张海峰先生，他说：“即使面对的是一两个记者也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新闻发言人，随时准备承受直面记者带来的压力，尤其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这对发言人更是一个挑战。”

当记者问到：外国记者尽管理解新闻发言人的苦衷，包括中国新闻官的一些“习惯”，但中国有些部委新闻发言人反应还是有些“慢”得让他们感到很无奈时，张海峰对此说，提供信息越多，对记者来说才有凝聚力和吸引力。西方有种说法是把记者当成“野兽”，必须饱饱地喂他，这食品就是他需要的信息。有了足够的信息，报道才让他有成就感。

张海峰又举例子说，有位美国《五环旗下》网络杂志的主编特别关注北京奥运会，经常会用电子邮箱向他发送各种需要即时回答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他会立即把问题放入工作流程，使其尽快得到答复。但也的确有需要层层报批、运转很慢的时候，在那时，别说等候消息的记者着急，就是张海峰自己也会感到很沮丧，他说：“如果记者等了两天之后得不到答复，他们就可能做出自己的评论和猜测，我们再用什么样的信息去补救都显得很被动了。我们做外宣工作，首要的责任是使媒体尽快拿到所需要的信息，才能达到使他们作客观、正确报道的目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在建设中，要想达到这样高质量的工作状态还要有个过程。”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闻发言人之一郝林娜女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是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快速消息传播已经使这个地球变得很小，国内外记者对中国新闻的关注点往往是重合的。如前不久（2005年1月6日）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国内外报道非常多，而且共同关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流动问题、性别平衡问题等。作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司长，郝林娜认为，在新形势下，发言人制度对于及时向国内群众和国际社会介绍本领域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本部门将自己领域的工作向社会、媒体通报情况的很好形式。

用经济数据向世界说明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个调查显示，西方媒体都十分关心中国经济方面的数字，因为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因而在人们眼里，作为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肩负着与众不同的重任，他们的工作也相当具有挑战性。

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郑京平。在谈到统计局新闻发布工作的历史、现实情况和发言人自身的感受时，郑京平说：

“统计局是最早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国务院几个部委之一，始于1983年。统计局开展新闻发布工作的大背景是国家从关起门搞建设到走向改革开放、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统计局的新闻发布工作也从以前的半封闭式转为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市场。虽然由于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发言人在经验、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我看来，统计局的历任发言人都做到了在当时条件下富有成效地发布新闻。

我是从2002年10月开始做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从2004年4月15日那场开始，主持过3场大型新闻发布会。以前我曾在综合司从事与新闻发布相关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与记者打交道的经验。加之我在统计和经济分析方面的工作背景，有助于我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我比较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国的日益融入世界以及国家统计工作的改进，当然也离不开媒体和公众的宽容。工作中新闻发言人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也会紧张，就像参加考试一样，对于媒体所关心的内容只有做到胸有成竹才能从容上场。”

在被问到统计局与其他单位新闻发布的内容相比有何特色时，郑京平总结出如下两点：“一是内容的综合性。涉及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整体状况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是某个专业或某个方面。二是用数据说话。不只摆数据，而是向受众解读数据。发布时要设法把呆死的数据变得鲜活、易懂。统计局新闻发布的内容通常是技术性稍强的，有关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统计指标。关心这些数据的有医生、新闻工作者、工人、农民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是经济和统计的专家。因此在新闻发布时既要把概念和术语讲准讲透，又要深入浅出，让业外人士也能听清听懂。总之，新闻发布取得良好的效果与大众知识水平和理解力的提高密切相关。统计局新闻发布工作概括地说，就是与媒体合作，向受众普及统计知识、解读经济形势、传递政策信息。”

对于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关注点的国际性问题，郑京平如是说：“七十年代世界石油危机在中国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中国‘文革’时经济的一团糟，也没对世界经济引起太大的震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如今中国和国外的股市、汇率的波动相互影响。比如，中国央行在去年10月29日加息，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立即下跌几十点。中国的汇率波动、高层发表谈话，国际金融市场也会有反应。中国和世界越来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加入WTO，更标志着对外开放的脚步加快。我们从事的新闻发布工作因此显得更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地对记者发布，我们面对的是记者背后的受众群体。而历次发布会占到一半左右的境外记者身后则是广大关心中国发展的外国受众。还有一些不是媒体的受众‘旁听’我们的发布会，比如在一些国外研究所、使领馆工作的人员等，通过现场感受发布会，了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一些走向。”

当被问及诸多的新闻发布会，对统计局“向世界说明中国”有何作用时，郑京平说：“我们是通过发布和解读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数据和政策，解答外国受众关心的中国经济问题，来‘向世界说明中国’。去年底李德水局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就对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增长9.5%，作了较全面的分析，使国内外受众较好地了解了这一变化的意义。”

外国记者眼里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变化

对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外国记者感受颇多。在中国工作了近五年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说：“现在的状况比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好多了，政府纷纷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但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表现还远未达到他们的期望，在中国工作了6年的《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孔安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往往“宁肯不说，不肯说错”，通常只回答他们非常确定的问题，这样就无形中影响了很多本来可以透露的信息。

对此，曾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前驻法大使的吴建民表示，长久以来，中国官员包括新闻官员不习惯与记者打交道，特别是不愿意面对国外记者，造成他们普遍缺乏应对国外记者的经验和能力；此外，由于缺乏参与决策的权力导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很难准确掌握政策的决策内幕，在发言时难免不自信、担心犯错误，这种压力肯定会导致新闻发言人不愿意多讲话。

有外国记者认为，“中国不同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水准差别很大，国家级的发言人可能和媒体接触的比较多，比较知道如何应付，而省部级以下的新闻官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像没有经过训练，也打听不出什么消息。”

一位地方外宣干部在接受采访时向本刊记者透露了这样的苦恼：“所在城市地处内陆，开放程度远不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召开对外新闻发布会的积极性因而一直以来并不高。原因在于驻当地的外国记者目前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众多外国记者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这一情况也在发生着转变。例如重庆市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全国第四个有境外记者派驻的城市，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产经新闻》和英国BBC等媒体正在或准备向该市派遣常驻记者。今年伊始，重庆市还成为第一个公开了政府各级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电话的省级城市。调查显示，随着各地政务公开的推进和新闻发布制度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也从开始不愿采访地方的政府新闻官员，转变为主动提出要求采访，并给他们打下很高的印象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中国新闻发言人也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在2004年就自行组织或与省市地方联合组织培训班十余场，受培训者达2000人。“随着政府对发言人制度建设和发言人培训的重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会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吴建民说。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担任的四位新闻发言人中有三位还没有参加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培训，他们希望今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培训。陕西省外宣办主任张锋锐表示，陕西省正在建立遍及全省的较完善的新闻发布制度，几位新闻发言人都已经报名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将于今年六七月举办的大型培训班。（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