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背景资料
1983年1月—2000年9月，作者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
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
2000年3月，致信朱基总理，反映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
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亲临监利，
李昌平本人也经历了一番洗礼。
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
强烈的反差
1997年6月，一农妇含愤服毒自杀身亡，（称为“茶卜事件”），
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党委书记的我，被追究领导责任，撤销了党
内外一切职务。一夜之间，在武汉学习、离开岗位一个月的我，由乡
镇干部的楷模、全省优秀党员、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变成了因
“农民负担”过重而撤职的“反面教员”。
且说两年半后的1999年12月6日，中共监利县委报请荆州市委同
意，任命我为中共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四次担任乡党委
书记的职务，对此我理解为是对我在“茶卜事件”中代人受过的不平
反的平反。
此前两年多的平民生活，使得我更加了解和理解了农民。当我重
新返回乡党委书记岗位的时候，更加感受到农村的破落、农民的痛苦
和官场的腐败。所有这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几乎天天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我痛苦地发现，当年震动全省的“茶卜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
得清醒起来。事过境迁，麻木依旧，冷漠依旧。我为“茶卜事件”付
出的牺牲和代价，没有换来任何积极的结果。
上任后一系列耳闻目睹的事实，时时让我深感震惊和遗憾。
小有名气的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000斤，
生产开支18．3×160元＝2928元，上交负担18．3×185元＝3385元。
李开明家现库存粮食11000斤。尽管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的价格出
售，远远低于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
拒绝收购，粮食市场基本封闭运行。算来算去，1999年李开明种田纯
收入竟然是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种田纯收入就
更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的结论是：“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580
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还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当年农
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纳所承担的税费负担还有巨大的缺口。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比政策规定多负担了800万元，但仍不
够村、区、乡三级使用，三级组织为了维持运转，大举借债，当年新
增债务1100多万元，全部都是高利贷。1999年全乡三级债务总额高达
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欠债就占到60％之多。
1999年，棋盘乡桐湖管理区预算支出只有15万元，实际支出却高
达14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利息49．9万元，最高利率40％。更有甚者，
干部把借钱给管理区当作盈利的手段，即便没有借钱给管理区，也可
以随意虚设一笔高利贷，然后冒领利息。总支江书记，曾以其女友的
名义冒领利息，其中一笔就是19980元。
监利县是个多灾的地方，监利人民为抗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
保卫长江大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是历任监利县领导最大的政绩。
然而，抗灾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边装。1996年，是灾情最大
的一年，桐湖管理区的桐湖村，全年农民负担高达120万元，实际用
于抗灾的不足10万元（老百姓为抗灾付出的代价，还不在120万元之
中）。然而问题在于，1996年棋盘乡的农民都是颗粒无收啊！
侯王村的侯大爷，老伴儿俩都七十出头了，听说来了读过大学的
新乡党委书记，步行十多里找到我，十分困惑地要我帮他解答一个难
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
税？”两位老人1999年交了整整700元的人头税！上面说这征收人头
税费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 （连载①）
|
|
|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