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７月，毛泽东接见了一位秘密来访红区的外国人——三十一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位著名记者当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在蒋介石的悬赏价目单上，一个湖南农民儿子的头颅为什么值那么多钱（蒋介石开出的价钱是２５万大洋）。在昏暗的油灯下，斯诺同不修边幅的毛泽东一连畅谈了好几个夜晚。一年后，他在自己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评价了中国工农红军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迁徙：
……长征是军事史上一场伟大的壮举……在过去三百年中，还没有过像这样的举国大迁徙，也许只有土扈尔特是个例外，斯文·赫定在他的《帝都热河》中对土部返迁作过记述。与它相比，汉拔尼越过阿尔卑斯就像是一次假日旅行。一个更有趣味的对照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当时这支大军已完全崩溃，军心全涣散了。
斯诺有他的遗憾，他的那本书中热切地渴望：“有朝一日，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下来。”
１９８３年，中国又来了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他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兼作家，二战期间，他与埃德加·斯诺同为东线战地记者，在苏德战场前线无数次竟夜长谈中，斯诺向他的朋友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现代神话——长征，岁月匆匆流逝，斯诺不幸作古。为了实现斯诺四十七年前的那个夙愿，索尔兹伯里来到了中国。
不久，我在北京见到了后来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索尔兹伯里先生。肖华是他列出的长长的采访名单上的一位。
大概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也萌发了用纪实手法叙写长征的念头。我的“材料”来源主要靠两部分，一是对“当事者”的直接采访，二是运用已有的资料。在采访中，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是长征的亲历者，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视点与感情的不同，对某一事件的记述不尽相同。至于几十年后他们的补记、回忆，失误或许更多。曾几何时，就连参加遵义会议的确切人数都还是说不清的谜，更不用说其它了，这里就有个对资料的“甄别”问题。比如，关于毛泽东参加长征的问题，也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三人团”圈定的名单上本来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努力，毛泽东才获准西征。在一些不十分严肃的“纪实文学”中，不乏这种说法。但我查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重要“在场者”的讲话和文章，找不到支持这一说法的任何线索，因此我认为这种说法可以排除。
当然，要“文学的”再现长征，决不是简单地堆砌长征资料，机械地重复长征过程。围绕着报告文学“真实”这个基本前提，要遵循艺术的规律进行艺术的营造和铺排，从场景到人物，从语言到叙述角度，进入真正的创作过程。我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长征作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还会不断地被提起，还会被作家们不断地写下去。 （《新写长征图文档案》 李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８月版）□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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