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结构形式和叙述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冲击。它明显地受到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启发，采用以年度为单位的修史方法，选择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中有代表性的十来个年份，通过这些年份的若干个散点发散式地波及前后，展示每一个时段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特征，以综论百年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嬗变。
如同过去说“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一样，现在是“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关注一个年代，就更集中，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可以把容易为“大文学史”所忽略的历史细节纳入视野。《总系》是把文学放在一个与其他文化现象互动的体系中来进行观察、体认，这与传统的从时代背景的社会学概括中推出作为个别现象的文学是截然不同的。这样就要求这些散点的选择既能在共时性上有典型性，又要在历时性上拉得开，具有历史感。
可贵的是，丛书的每一卷都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发现了百年文学中一个个丰富而意味深长的散点。例如，谢冕著的《１８９８：百年忧患》以梁启超、康有为、刘鹗、黄遵宪的出场来掀开百年中国文学的序幕。在关于黄遵宪的一章里紧扣“才大世不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黄只能将诗作为“他关怀国家和社会命运的最后的方式”，尽管他大胆提出了“诗界革命”，但他只能做到将“新理想”的酒往旧模式的瓶里装。在“一部小说的预告”中，刘鹗虽屡遭失败却仍旧怀着很大抱负，作小说只是他不经意间的一件事情，这反而使《老残游记》具有了超前性。这些文人生活、命运的细节也许是以往文学史所忽略的，而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２０世纪初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突破了线性描述文学思潮、作家作品专论、时代背景介绍的写作形式，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形式，其重要的价值更在于它重估主流、发现边缘、学术为本、开拓创新的学术特色。
□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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