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和冬青长成畸形的灌木是一种伤痕，拒绝接受丁香和冬青的命运却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伤痕——
有一种情感，就像种子一样在心上发芽、破土，它像植物一样生长和枯荣。汪稼明先生的新著《久违的情感》记述的就是这样的情感。在一则题为《树》的断想中，他说：“动物之灵，是人；植物之灵，是树。与树相比，花花草草太渺小了，太善变了，灌木和爬藤太卑下、太软弱了。只有树木才称得上高大正直。树比人高明之处，在于它占据了大地和天空两个世界。”书中有不少篇什追述“文革”时期的少年记忆，那些在卧病的岁月中如饥似渴地“以书为师”和沉迷于绘画的生涯，一如置身于荒草和灌木丛中的小树苗，努力地冲破种种阴郁的挤压，在重重遮蔽下抢夺着阳光和雨露。在一个扭曲的岁月里，似乎每一棵小树的成长也只能是扭曲的，就如龚自珍笔下的“病梅”，而支撑着汪稼明的却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愿望：长成一棵原来的树。在《英国式别墅》中有这样的话：“我查阅了资料，证明：丁香和冬青本就是乔木类，可以长成大树的。只是多年来被人类加工剪裁培植成灌木类，用以美化环境罢了。”“文革”天空下的残酷青春，所面临的不正是丁香和冬青的命运吗？
丁香和冬青长成畸形的灌木是一种伤痕，拒绝接受丁香和冬青的命运却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伤痕，艰难的挺立意味着必须首当其冲地接受风雨与雷电的考验。汪稼明的笔下没有这种英雄式的悲壮，而更多的是一种自在的落寞和自尊的孤独，正如他在《故家》中引用的王维的诗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也就是说，他抒写的不是一种群体化的、教化性的命题，主要是一种敏感的、隐秘的个人化情感，一种不甘被“剪裁培植”的避让，一种爱惜自己羽毛的顽强，甚至其中还不无一种脆弱。其实，所谓的“脆弱”恰恰是人性的独特内涵，而“关怀”恰恰是洞悉了自己的脆弱的人对于同类的施与与付出。“智慧”并非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和自作聪明，真正的“智慧”在于其能够穿凿生命中的黑暗、愚昧甚至是堕落，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中的疑虑与阴暗，也只有经受过迷惘与苦难的洗礼的“智慧”，才能显示出其应有的深邃、厚重与生命含量。具有自叙传色彩的《犁》通过对母亲最后岁月的追怀，领悟了有限人生中无限的活力：“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开了你的心，一方面揭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种更理想、更完满的境界的向往，恰恰由作家内心对于贫乏与迷惘的深刻体认所激发。在深深地为托尔斯泰的真诚、痛苦与伟大而折服时，作家在《久违的情感》中进行无情的自我质疑：“我是何时变得这样浅薄的？……我活着……像一块浮在水面的木片，随波逐流……我知道什么是真理，却不能追随这个真理；我感到了灵魂被分裂的痛楚，却用遗忘与说谎减轻这种痛楚。”很多知识分子在针砭与批判时，总是采用“我们”甚至“你们”的全称性判断，而很少站在“我”的立场上进行自我拷问，通过汪稼明的自我追问，我感受到了一种真的痛苦。而这样的痛苦，就像黑色的煤一样，点燃了那些“久违的情感”，让作家内心中被庸俗世相所消磨的对于美的渴望和对于真的信念复活了，使他感受到还有一种更高的存在，不能“像一只变体虫”一样“悠然过着当代人灵魂与肉体分离的生活”。
作家的文字是简约的和质朴的表达，没有空洞的承诺，更没有居高临下的豪言壮语，丰富的和复杂的是那些欲说还休的痛楚和匮乏体验，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由作家个人独立承担的隐痛，也是历史对他的最为厚重的馈赠。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作家少年时代来之不易的每一本书和每一幅画，那些被现实缺憾放大的美好记忆，才会“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为阴霾中的一缕缕阳光。其实，不只是这些值得珍藏的情感，就是那些被许多人诅咒的苦难，不都是滋养心灵之树的精神养分嘛？
（《久违的情感》 汪稼明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
□黄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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