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奈保尔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很难说在中国会有多少读者。十年前，他的第一本小册子出版，印了一千五百册，那时候我还住在湖南路一带，紧挨着书店，不多的几本《米格尔大街》，放书架上多年没有人碰。
《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无疑是奈保尔最重要的作品，曾选入上世纪１００部最佳英文小说。和很多虚构作品喜欢打自传招牌一样，媒体对这书的评价，西方或是中国内地，都着眼于纪实，强调以作者父亲为模特。我不太清楚奈保尔本人如何表态，书一旦出版，他的解释就不重要。媒体需要话题，媒体不在乎作者怎么想。尽管奈保尔受典型的英国教育，继承的是狄更斯以来的英国文学传统，作品本身已成为英语优秀文体的一部分，仍然改变不了他的殖民地身份。他的小说与纯粹大英帝国出生的毛姆，与吉卜林，与福斯特，与波兰裔的康拉德，有着明显的渊源和发展，但是他永远也成不了真正意义的西方人。奈保尔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用西方人的观点说殖民地故事。结果西方人看到了奇风异俗，第三世界看到了西方人的歧视目光。
奈保尔的尝试，实际上是所有第三世界作家应该做的事情。以西方的观点看待文学，这话听上去怪怪的，而且有丧自尊，其实当代小说就这么回事。我们的小说概念，差不多都是西方给的，这连鲁迅他老人家也承认，我们就没必要再盲目托大。作为小说家同行，我更在乎奈保尔的叙述方式。对于我来说，小说就是小说，说到底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曹雪芹是不是贾宝玉改变不了《红楼梦》，毕斯沃斯是不是奈保尔父亲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在“毕斯沃斯”这四个字后面加上了先生，我特地查阅原书名，发现“先生”两个字原来就有。读者阅读时可能会忽视这两个字的存在，更多的是把这看成是英语文学中的习惯，譬如菲尔丁《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书名的原文中就有“先生”。我想强调的一点，在毕斯沃斯后面加上“先生”绝不是可有可无，它的意义是找到一个叙述角度，这仿佛莫言小说《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是为一种叙述语气定调，有了基本音调，宏大的叙事才可能滔滔不绝。
“先生”两个字可以产生距离，现代小说中，距离产生的审美效果非同寻常。奈保尔的小说魅力恰恰在于这种距离，即使毕斯沃斯百分之百是他的父亲，因为加了先生，主观和客观的比例已完全发生了变化。对于一个儿子来说，直呼父亲的名字，和父名后面加上先生，有着明显差别，如果不能仔细体会这种差别，很难把握作者的苦心孤诣。
（《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 奈保尔著 余珉译 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叶兆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