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出生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现在还在念大学，但她已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较远了。她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但凭靠对外在世界和个人心灵的敏锐体察和聪颖感悟，细细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梦想的文字珠链，便营造出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美轮美奂的奇景。强烈的梦幻色彩使她的小说显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贵华丽。她的小说，读起来既冷飕飕又暖烘烘，既朦胧又明澈，既真切又虚幻。
这些近似梦呓的诉说，来自青春始端的敏感，来自骨子里的郁悒，来自成长的愉悦与茫然，有时尖利，有时低沉———它们，飞扬而又忧伤。同上世纪７０年代人相比，８０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现实的残酷、信息的围攻，无时无刻不在牵引他们的焦灼、辨别与思考。他们没有固定而统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开始寻找各自心灵的慰藉。这远非一份好的课程答卷、一所较理想的大学那样简单。成年人的友情观、爱情观、家庭观过早地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多梦、敏感，很容易受伤，但有时又会表现出惊人的坚强。他们不会情愿过早堕入世俗，所以不会信奉金钱与权势，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爱情。
所以，张悦然的小说主要是写亲情、友情和爱情。她笔下的爱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灵放飞出去的一只只飘摇而空悬的风筝。爱情成为梦想的惟一附依。这样的梦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顽强而专注。一个固执怀抱梦想的人必然同时也就怀抱了忧伤，因为现实要泯灭梦想，阻绊它们去飞。因而那些臆想中的爱情，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无论是离别、破碎还是死亡，这都是绝非空穴来风，是她们感知到的部分现实。她们可以丢掉梦想吗？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谬正在这里：她们的梦幻大多是悲剧。张悦然的笔之所以反复触及到了种种的“爱情悲剧性存在”，因为梦幻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巨大落差，这带给爱幻想的她们浓浓的悲剧感。但我们会听到她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我非悲剧，而悲剧永在我心中！
怀抱爱，怀抱梦幻，怀抱深切的悲楚，这使小说中呈现的他们因充满忧伤而高贵异常。在他们心中，爱高于一切！包括生命。他们坚守着这样的信条，为自己鼓着劲，慰藉并搀扶着自己极易受伤的心。可以这么说，张悦然的小说说出了一代人的希冀与痛楚。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爱———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学会照看好自己，自己的梦及所信奉的一切，一点一点长大。成长，在我们的小说中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尽管爱情对他们这个年龄而言是五颜六色的气泡，苍白易碎，永远不可抵达，永远都在彼岸，不过这没关系，他们在探索、在辨别、在行进，在一点一点步入成年的营垒。其实对任何过来人而言，这些七彩、繁复、记录着少年心跳和痛楚的细节，即便容易覆盖年少时的无忧和伤怀，回忆起来也是美的。所以，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这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实并不便于随意示人。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
她的文字锋利、奇妙、简洁、时髦而且到位。敏感和梦，飞扬的灵感和驾驭语言的熟练技能，显示着张悦然完全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潜质。相对于她自身的年龄和经历，张悦然是出色的。她虽被冠名为“新概念作家”，但其实她已从“新概念”所限定的写作姿态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中走了出来，已逐步走向“社会化”。《葵花走失在１８９０》是个标志，让我们看到这个耽于梦幻、沉浸在五颜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从强烈的个人化情怀中跳了出来，在走向文化思考，在走向大境界。“我”的爱情所迷恋的对象也已从前卫时尚的少年，走向偏执的、极富个性色彩的成人，这是作者心力所及的范围已有所拓展的表征。这是一个新变化，无疑也是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不难看到，张悦然在这个方向上给自己留下的发展空间和开拓另外的发展空间的可能性。
（此为莫言为长篇小说《葵花走失在１８９０》所著的序文，本版有删节。该小说作者张悦然，女，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Ａ组一等奖获得者，“新概念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８２年出生于山东济南，２００１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后考入山东大学英语、法律双学位班，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理科。其作《陶之陨》、《黑猫不睡》等作品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２００２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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