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为数不多的文字中，常有念想的，就是这些序跋了。它们每
一篇都连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每每想起来，总会感觉到暖意。
最初的序跋写作，是得到了孙犁同志的鼓动。可以说，我的第一
篇跋文，就是被孙犁逼出来的。我和孙犁初识于1978年，开始是工作
上的联系，来往多了，谈得就随便，去孙宅聊天，成了日常的一件快
事。那些年是孙犁写作的旺季，很多文字发表前，我有幸成为第一读
者。因此，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季涤尘约我为孙犁编一本散文选时，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通读过孙犁的散文作品后，把自己的编选思
路和他谈了。孙犁说，你放手编吧，需要什么材料我再给你找。很快，
我编出初选目录，孙犁仔细看过，表示满意。我说，出版社还要求作
者写一篇序呢。那一年，正是因为一篇序的风波，给孙犁带来无穷的
烦恼，老人愤而写下《序的教训》一文，声明不再为别人作序。显然，
我提出的要求让孙犁有些为难。过了几天，我想上门去催，进屋没等
我开口，孙犁笑吟吟地拿出几张稿纸，说：“你看看，这样写行不行？
”接着又说：“序我是写了，你也要写个后记。”我接过来一看，序
文开头，孙犁肯定了我的编选思路，紧接着有意卖了个关子，说：“
详见他所写的后记。”这一下我只好遵命写了一篇“编后记”。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1987年为孙犁编《耕堂序跋》时，我就主动
提出，我写编后记，请孙犁作序。我说：“孙犁同志，对于您的序跋，
我是有话要说的。我相信，您自己完整地看一遍，也会有很多感触的。
”这部《耕堂序跋》被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凤凰丛书，孙犁也很看重，
提供了不少我没有读过的序跋，并特别嘱咐，要将刚刚发现的、他19
42年在晋察冀边区所写《鲁迅·鲁迅的故事》一书的“后记”收入。
为此，他在土纸本的复印件上，一一订正看不清晰的字句。但是说到
写序，这一次他是不容商量地拒绝了。我知道，孙犁对于写序一事，
看得分量很重，正因如此，序跋之道也令孙犁伤透了心。想当年，孙
犁第一次为别人的作品写序，是1978年的《韩映山〈紫苇集〉小引》。
在这篇文字中，孙犁反复强调：“古人对于为别人写序，是看得很重
的，是非常负责的。”并提出好的序跋的标准是“极有情致，极有分
寸”。后来在《文集自序》中，孙犁又说：“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
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
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及至到了《序的教训》一文，孙犁因真心
对友，反遭其辱，仍坚持自己的信念：“正体之序，应提举纲要，论
列篇章。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
序者视为乐佣。”这些话，对于我的序跋写作，是时时的警醒与鞭策。
198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落花》出版，我写了一篇自序。书
出来后，我寄给钱钟书先生一本。此前，我曾就外国散文丛书的编选，
请教过钱先生，寄上小书，也是答谢之意。没想到，时隔不久，竟收
到钱先生亲笔手书一封，信中写道：“奉到惠书并尊著散文集，十分
感谢！已把序文快读一过。想起《离骚》：‘餐秋菊之落英’，古注：
‘落’是‘初’、‘始’之意，因菊花不落。此诠大可移赠。”因我
在《〈落花〉自序》中以落花自说，有“百花盛开，我花独谢”之句。
先生体察到我的心境，随手拈来离骚古注化解我的颓唐，鼓励我以《
落花》为始，不惮于前行。先生的厚意令我感念至今。感念之余，我
也庆幸自己写了这篇序，才引得先生的锦函赐教。从此，对于序跋之
作，不论述己，抑或论人，就格外看重了。
1998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计划出版一
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依丛书惯例，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
前辈作家领衔主编，散文卷拟请巴金先生领衔。该书定稿时，责任编
辑告诉我，巴老答应了，而且听中间人说到我参予编选工作，巴老说：
“我记得他。”1980年创办《散文》月刊时，我曾去上海乌鲁木齐路
寓所拜访过巴老，此后就只有在文字上见面了。没想到因此成就了我
和巴老的一段编书缘。在该书的“导言”中，我郑重地表明：“巴金
老人倡导的‘写真话’原则，是本书编选中贯彻始终的宗旨。”这是
我的心里话，也是对巴老致以一个编辑的敬意。
（此文为《谢大光序跋》后记，本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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