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地，小单已经走了六年了。那年，我才３３岁。
最苦的是小单的母亲，在惟一的儿子离她而去的前一年，这位饱经风霜的农村妇女，刚刚失去了丈夫。儿子是她的寄托、希望和幸福的来源。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９日，大概是上午１０点，我在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中，得知小单去世了。赶到小单在济南经营了近１０年的家，开门的是小单母亲。与我想象的不一样，老人没说一句话，也没掉一滴眼泪，只是抓着我的手，力量非常大，很久。悲痛已经使我难支，我感觉对不起这位坚强的老人，泪水中我仿佛又回到了今天说起来已有２２年的那个傍晚。
１９８０年８月，忘记是哪一天了，天快黑的时候，小单和他的母亲骑自行车来到我家。当时，小单叫单保升，一个寄托了很多人期望的名字。我们是邻村，相距不过５公里，我和小单同是一个中学毕业，只不过早一年我先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这一年夏天，小单参加高考，他报考的学校也是山大，也是历史系，这一天，小单刚好收到学校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娘儿两个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小单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保升都是跟你学的，你上山大他也上山大，你学历史他也学历史，今后就把他交给你了。
把小单交给我当然是母亲的客气话，当时我也不过是一个２０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自己还管不好。但我知道小单报考山大历史系，是受我的影响。因为在我就读的那个中学，我是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的学生，加上老师过于偏爱的鼓吹，学弟们自然会产生些效仿心理。入学后小单学的是考古专业，这也是我和几个同学帮他选的。不知道小单是否喜欢，从后来他的转行看，或许当时他并不喜欢学考古，只是碍于我的面子才勉强读下来。但在大学，小单有一个不错的开始。一年级他是班长，二年级还担任学习委员，在班级甚至系里表现活跃，有很高的知名度。
小单的家境并不好。他的父亲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干活，两个幼小的妹妹，其中一个身患重疾，全家的生活就靠母亲一人承担。为了多赚一些钱，父亲也不得不拖着病躯，走村串户收酒瓶。可能是应了那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单的个性非常强，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处理，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让他人难以发表意见。
他被分配到潍坊市一个博物馆工作，起初我并不知道，后来听说就专门去了一次。看上去，小单当时的情况还不错，单位上真正学考古的人并不多，使他很容易形成学科上的优势。据说，在工作上他也确实有些成绩。更令人高兴的是，小单还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日子过得还行。而且，单位离老家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样他可以经常回家看看。患病的父亲，上了年纪的母亲，两个尚未成年的小妹，都需要他的照顾。
与小单道别，我感到轻松了许多，毕竟有他母亲曾经的嘱托。我虽然没能尽职尽责，但是，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没过多久，我听说小单离开他经营了好几年的家庭，离开了需要他照顾的父母，到济南工作了。而且，名字也由单保升改成了单煜东。说真话，小单的这些变化，让我感到了一种陌生和距离。我不是反对他工作、婚姻、名字的变化，而是凭着一种感觉，他应适当地保持一些原有的作风。尤其，当单保升成了单煜东之后，真的很不习惯。好几次，在他的单位因我习惯地找“单保升”，被告知没有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尽管我们共同生活在了同一座城市，互相之间的来往并不多。他身患重病近一年的时间，我并不知道，他也没有托人告诉过我，以至于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这成了我永久的遗憾和不安。
小单火化的那天，我和从外地赶来的几个中学同学，没有走进殡仪馆向他的遗体告别。同学几年，一个生性活泼的灵魂，就这样从此消失了，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希望一个笑着的小单，活在心里，像过去那样，孤傲地快乐地生活在遥远的天边，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地方。
现在，我还是习惯地叫“小单”，喊“单保升”。可以让他得到安慰的是，我们都记着他，记着一个叫单保升的同学，聪明、好学、果敢，还有一些文人的傲气……小单去世后，他原在单位的同事，中学大学的同学，都给予他的家人很大帮助，使一个原本失去支柱的家，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力量——儿子大了，年近７０岁的母亲，像从前一样辛勤地劳作着。每年儿子的生日和忌日，母亲都去扫墓。母亲说，直到今天，她的儿子还是村里最好的学生。
□许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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