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小故事，事情从胡总编出差的提包说起。胡总编原来是市政府里的一个副局长，后来调到市文联当上主持工作的秘书长，同时兼市办文艺杂志《月亮湖》的总编。据说，这位胡总编是学财贸出身，到文联工作是他主动请缨：“是的，是的，到文联工作是我多年的愿望，多年的梦想啊！”胡总编喜爱文学？不……对！喜欢艺术？也……对！据说市里局级干部中，胡副局长的舞跳得最好。全市举办的“卡拉ＯＫ”大赛上，胡副局长也榜上有名。书法也有名气，小吃一条街，一半的招牌是胡副局长手书。胡副局长变成正局级的胡总编，十二分谦虚：“皮毛，皮毛呀！调到文联工作，才有机会跟大家学习，我一定多多深入基层，向第一线的专家们请教。”胡总编说到做到，坐机关编稿子的事，放给了“执行总编”，自己天天往下跑，提着个大大的提包。“哎呀，岗位变了，跑基层的习惯改不了。没办法，学商业搞财贸多年，养成了个‘货郎习气’，不好改罗！”初来乍到，真让文联那些坐而论道为生的文人们佩服不已。
文联的基层在哪里，在作家的书桌？不对！文联联系群众最多的点在哪里？居民小区读书室，也不对！“你说在哪儿？在舞厅在卡拉ＯＫ包房里嘛。这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文联工作的新重点。”胡总编凡是到了区里、镇里和乡里，都这么大讲特讲，讲出了时代特点也讲出了各级文联的新财源。讲得多了，胡总编就被大家尊称为“胡编”，胡编的讲话也就简称为“胡说”。久而久之，胡编的大提包也成了知名的“深入基层工具袋”。里头没有上级文件，没有讲话稿，没有笔记本，但一定有三件主要“工具”：一是跳舞专用软底白皮鞋和一瓶香水。胡编有话：“我跳得不好，胡跳，只讲气韵两个字，气是香水相传嘛，韵是鞋为基础嘛。”二是题字留墨用的笔和大小印章数枚。“胡跳”有话：“我写得不好，胡写，只讲神采两个字，神是好笔有锋嘛，采是好印点唇嘛。”三是一盒名片，上面一大串头衔：文联××、书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音乐家协会××……“胡写”有话：“头衔多了的官谁都当不好啊，胡当，只讲糊涂两个字，难得糊涂嘛。”经胡编、胡说、胡跳、胡写的糊涂官这么一讲，听者无不点头称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也。
这一天，胡编的作案工具大提包丢了！舞厅里的胡编一下子变成了贾宝玉，像丢了脖子上石头的贾宝玉。没有了白皮鞋和香水，胡编只跳了一圈子就退场了。胡编一走，那伴舞的小姐坐在一旁揉脚：“天呀，胡编身上那狐臭把人熏得跟不上点了，让他踩了十几下！”呜呼，舞场起家的胡编在舞场栽了，这不是好兆头。
不久，有几位市领导各自收到一份清单，每一位的清单上列出了这位领导在胡编陪同下深入基层的账单。在一大串吃、喝、舞、唱、拿的项目后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批示”：以上项目属实。盖章。字是胡编的字迹，印章是胡编的印盖。这个消息在市里不胫而走，成了人人都知道的快讯。这个快讯也传到了胡编耳朵里，但是没有一个领导找他谈话。急得胡编抓耳挠腮。明明是天大的冤案，但没有人传讯，也就无法申冤。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久，全市开始扫黄打黑，报纸上战果累累。比报纸上的战果更令人吃惊的是私下里传的故事：每个被收容的三陪小姐钱包里都有胡编的名片。据说，开始派出所还传唤了胡编，但经三陪小姐指认，均不是向他散发名片的客人。据三陪们口述向她们散发名片的客人，有的说是络腮胡子大汉，有的说是麻秆隐君子，总之说不清是谁了！
都是那提包招惹的祸。于是“作案工具”这个代名词也就传开了。丢了提包的胡编从此后，也没有兴趣深入基层了。坐办公室又坐不住，坐了两天办公室，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报告递上去，飞快地批了下来：同意，任局级巡视员。这下子，胡编又成了“胡巡”了。
头衔“胡巡”却从此决不下基层巡视。就是上面召集的要在宾馆里开几天的会，“胡巡”出席时也不带提包，连笔和本子也不带。只带一样东西：牙刷。
□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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