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峻青叔叔通话，他说，应邀去潍坊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是时，他要专程到莱州看我。
说来话长。我与峻青叔叔，可谓老少无忌的关系。在我有记忆的少小年纪中，就留有峻青叔叔笑嘻嘻的面相。我也记不清是在哪个年龄段中，就知道了他是一个作家，是我爸爸说的那种“特大名号的作家”。那时，只要见到峻青叔叔，就一定要到饭店吃上一顿好吃又好看的饭菜。我常听到爸爸们戏说他是一个“开明大户”。以后知道，峻青叔叔每支一笔稿费，大都要用来款待我的爸爸们。这是因为，他与我的爸爸们有着在战争年代培植起来的“生死之交”的感情，真挚又深厚。
大约是在一九七四年春夏交接的一天午时，峻青叔叔突然出现，当时他那一头长发，留给我的印象至今犹如在眼前。他那时刚刚解脱遭受的不公待遇，听他说是坐了“大牢”的。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走到了峻青叔叔身边，成了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朋友。不久，他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住进出版社院内一幢单元楼房里，撰写长篇小说《海啸》。我那时总隔三差五地跑到他那里去，缠着他说话。
峻青叔叔不知何故，很乐意听我这个小人说话。以后，峻青叔叔在我爸爸面前夸说我有“思想见地”，还说“会有出息的”。那一阵子，我还真是很神气，能得到峻青叔叔这样的大作家的夸奖，这还了得？记得有一次，我竟当着出版社编辑的面，神气活现地评说了一通峻青叔叔的创作。我至今还记得一句话，“峻青文笔，当属散文”。俨然，像是一个学者之类的人物口吻。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天高地厚了，多么单纯啊。峻青叔叔是一个有大涵养的人，所表现出的正是他的善待为人的品性。久而久之，我在峻青叔叔面前养成了一种率直的习性，至今还在受用。再以后，我跟着峻青叔叔，见了许多文化界的名流大家。记得峻青叔叔与大诗人臧克家会面时的情形，他们说话用语尽是些大白话，就连我这个当年那么弱小的人都听得明明白白。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大家人物，是与朴实直白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知道当年这种接触，对于我的成长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教诲啊！这是峻青叔叔给我的一个莫大的机缘。时至今日，受益匪浅。
改革之初，人心蠕动。我天性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而峻青叔叔也是一个感情执著的人。我们这对老少朋友，曾如此地认真商讨过，怎样符合时代的需要，去做一点大胆的倡议到深圳去，我们爷儿俩开创一家文化公司。峻青叔叔一向是以固执的偏爱对待我的。大凡我说这言那，都能得到他的积极呼应。一九八四年冬，我当真地跑到深圳去了，行程间专门去了上海见峻青叔叔。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在他的阁楼里，我们一老一少，把茶倾谈了良久，还郑重其事地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双方煞有介事地签字画押。孰料，当年我这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焉能有大作为？于是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事后多年，我与峻青叔叔谈及此事，不但不觉汗颜，反而乐此其趣可谈。
一九九○年末起至今，我一头钻到历史里，做起了研习历史的创作，且一发不可收拾，自喻苦著于史。这十年期间，我与外界很少接触，自然与峻青叔叔接触也少了。但峻青叔叔的行踪轨迹，是公众性的。自八十年代起，峻青叔叔以热烈的情怀拥抱这个千载难逢的年代，投入极大的精力去感受这个新时代，撰写出以万以十万以百万为计的文字。最终，他可谓穷其一生的精力，推出了洋洋大观的八卷之重的《峻青文集》。二○○○年七月，我闻听峻青叔叔来到烟台，便急不可待地赶去见他。十年光阴，人添岁亦老迈。我们这对老少朋友都发生了变化。峻青叔叔已是近八旬的老人了，我也已是一个自负责任的人了。乍然见面，我们几乎无言以对，除了问候还是问候。我看到峻青叔叔颜容已显衰老，虽然他的精神依然如故，但时时流露出一股伤感的情绪。这情绪是浓厚的，是他对故乡依恋不舍的感情宣泄。
老人说了一月后要来的。又一次期待。我依旧如故地守候着，守候着我的峻青叔叔。
□张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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