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揭晓了，由于全面的国际化幻觉，中国人的关注目光，始终盯在此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上面，然而每一次的结果都让我们大跌眼镜。我注意到网上的事前推测，在好几份长长的名单中，只有一份名单提到了最终的得主，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这个我们陌生的名字。在一篇很专业的预测文章里，狡猾的作者更多地谈到了哪几类作家不可能得奖，其中最醒目的说法是，中国作家和犹太作家不可能获奖。事实常常具有讽刺意味，今年的得主凯尔泰斯恰好是一位犹太作家，而且其小说的主题集中在犹太人的命运上面。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总是出人意料，那些评委在我们的感觉上，与其说是眼光独特，不如说是狡猾至极。他们的选择总与四海之内的作家、批评家的预测相去甚远。也许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神秘，让善于幻想的中国人有机会把诺贝尔文学奖同中国文学联系起来。诺奖与中国文学，成了我们不愿谈，又忍不住要谈的话题。这个伪问题的存在，成了我们谈论中国文学国际地位，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汉语写作的功能，甚至评委中的汉学家人数及其审美趣味的奇怪视点，越来越具有学术含量。
说鲁迅曾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老舍、沈从文、巴金与之擦肩而过，早已成为“文坛轶事”，不可考证也无从谈论。莫言正得到大江健三郎的猛力推荐，还有其他一些在瑞典有“知音”的作家留有一丝希望。这是我们谈论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最好作料。
在经过了将近２０年的国际化追逐之后，中国当代主流文坛的重点风向已经有所转移。这种转移就是，中国作家越来越意识到，回到汉语、回到本土、回到民间才是中国文学的真正出路，是否要上升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理论觉悟的高度是另一回事，不过近一两年的创作风向很明显的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追求渐成风气。以正处在上升期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论，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往往具有明显的“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标志。莫言的《檀香刑》，他自己认为是一种“退守”，自觉汲取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语言风格和故事内容。在批评家眼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这是一部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同时又可以拿到国际文坛对话的小说。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特定历史时代的生活是用特定历史时代的语言来表现的。用文革时期的流行话语表现文革时期的“流行生活”，构成了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具有鲜明的国家和时代特色。阎真的《沧浪之水》，提供了一部在琐屑的日常故事中揭示道德、灵魂和人生命运的范本。这些故事的琐屑性表现在，作家极有耐心地端出一个中国当代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史，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关注当下”（王干语）、“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谢有顺语）已经被批评家看成是创作风向的主潮。
这是中国文学经过２０年的“疯狗追逐”般的奔波后，在“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做出的艺术选择。放到诺奖的话题下来看，这是丢掉幻想，真正“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开始。正是这种非诺奖“功利”的清醒，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的可能。走向世界，原来未必是跟上步伐，而是走一条“世上本来没有”的道路。中国文学首先要做到自己有了自信，才能期望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可强求人家的错爱。
我注意到，诺奖的评委对匈牙利人凯尔泰斯所做的评价是，他的小说“用其弱小的经历对抗历史的‘横行无忌’”。无论如何，这是极好的文学评语。放下“宏大叙事”的架子，在弱小的生命中看到历史，这样的写作才真正具有穿透力。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于我们的鲁迅，他们的创作都表现出这样一种风范，是否得奖倒在其次，同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去谈得奖是否有意义这样的话题。
令人烦心的“诺奖与中国情结”，让我们暂别这个主题吧。
□阎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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