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壁炉前的沙发椅上盘腿而坐，像坐在东北大炕上的人对我说：给一个诗人、艺术家立传，还不如给一个黄包车夫立传有意义。他说一口乡土味十足的普通话，话里却带着一些文诌诌的字眼——“立传”，“意义”。
我对语言敏感而又挑剔，虽然当时，我不过是个中文系大学生，而这人据说是一个专家，正在给沪上一位著名老画家写传记。这间带壁炉的房间，就是老画家文革结束后给退回的房子，枝形吊灯上积满黑灰。
这句话在我听来是新鲜的，和书本上及大学课堂上的话很不一样，不那么严谨，不是一长段推论和实例后的总结，也未经详细阐述。它像是这个人脑子里灵光一闪后蹦出来的，然后便戛然而止。
这人说了一大堆话，我独记住了这一句，以及，他说话时那种微微眯缝着眼睛的表情。他留着黑亮的络腮长须，穿着破旧的薄而变形的圆领老头汗衫，像是一个惯于在乡野水边喝茶下棋的“高人”，突然被请到上海复兴路上这座洋房里。他额头上不停地冒汗，一把散了边的蒲扇被他不停地摇着。不时，他的哈哈大笑声响彻房间，中气十足。
那时我正对一个老诗人的诗歌发生浓厚的兴趣，准备为之写一篇论文或一部传记，所以向他特别请教。而这个也在为艺术家写传记的人却对我说不如给一个黄包车夫立传。我感觉受到了否定或者讽刺。
大学毕业后我还是为那个我崇敬过的老诗人写了一部传记，极为认真，以几次采访和一大包卡片、资料为基础，来回几稿，却怎么也写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我把它锁进了抽屉。我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我对写作和与写作有关的很多事产生了怀疑。这促使我思考。思考过程中这句话一直在响，从一个笑哈哈的胡须抖动的大嘴里出来。一个黄包车夫，拉着旗袍女和西装客在跑，跑过很多地方，我不曾想到和关心过的地方，看起来不协调的地方，离我固有的“审美”很远而离大地很近的地方。这句话终于脱离了说它的人，成为我自己的了。
几年前我的《荣成别墅三楼》（那时还叫《微弱的火焰》）初稿完成时，一位读过它的编辑问我：为什么你写这些事，用这么沉闷的方式？我听出他的潜台词：为什么你不写那些今天人人都感兴趣的，温情或者火热的故事，为什么要把这些过去的、残酷的、令人不快的人和事这样呈现出来？
我没有回答。在心里我说：我在给一个类似黄包车夫的普通人立传，一个小人物，一个卑微的生命，而这人所见证的历史和生命本身未必没有伟大。在那一刻，我深深感谢给了我金玉良言的那个人。
□周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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