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春，我们家接连发生了几件大喜事。我正在大学读中文，家里人为了早一刻让我享受喜悦，夜里１１点把电话打到了学校传达室。电话里哥哥告诉我，这一个电话拨了两个小时。喜从天降，夜不成寐，自然要浮想联翩的。当时的古典文学课，正讲《山海经》《淮南子》，颇能催促学生去虚构、去狂想、去寄托，用当今流行的话说，很容易让人们走上“第二条岸”、“第三条岸”……那一夜，我就幻想着一种电话，它应该是无绳的、袖珍的、随身的。
１０年后，我在大街上见到了这种电话，通俗的称呼是“大哥大”，样子像块青砖。手握“大哥大”的人，都是大腹便便、油头粉面、走路牛皮烘烘、手上金光闪闪。再加上一部机子几万元，让我们这样的工薪人士望而生畏、不寒而栗。秋天里我和另一位作家由北戴河南下，在火车上有了急事，要借对铺的人的手机用，并讲明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对铺的人把手机在我们面前晃了晃，说：“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用的，看一看还可以。”我的伙伴十分恼火，骂了一路，再三用阿Ｑ的精神安慰我，他说：“‘大哥大’是什么？是坏人的标志，就像当年的墨镜和鸭舌帽。”
１９９５年春节，老家的朋友送我一部中国移动手机。返回济南的途中，我一直把玩着它，想像着它的扶危救困，也还有了即刻验证的冲动。“天遂人愿”，车子开到曲阜———泰安之间抛了锚，前后寂寥无人。我的手机隆重出场，很快联系到了救援车。等车的时候，全家都到地里挖野菜，妻子还用手机与嫂子通话，询问了几种野菜的颜色、形状、滋味、做法，一讲便是半个多小时。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手机，也是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一次。至于妻子与嫂子的通话，实在是过于奢侈了，那月的手机费是６２０元，叫我们惊诧不已。我对妻子说：“那包野菜要值８０元了，好东西不可多用啊！”
１９９５年用手机的人并不算多，我在冬天偶尔带在身上。要用的时候，先看看四周有没有熟人，生怕被人发现。想起６年前我那位作家朋友说的“手机是坏人的标志”，心里还便有些忐忑不安。
去年３月份在北京，作家余华邀我去他家做客，我混淆了“北太平路”和“北太平庄路”，在挨门搜寻的时候，一位自称来自河南的妇女向我借手机，说她来北京看病，钱被盗了，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本能地拒绝了，这种本能源于社会对河南人的传说，也源于对盗贼的警惕。那位妇女尾随央求，我给了她两块钱，匆忙走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觉愧疚：我不是也曾经向人借手机遭受过羞辱吗？她如果真是坏人又怎么能实话实说自己是河南人呢？河南人什么时候伤害过我呢？
现在的中国移动手机遍地都是了。国庆假日，我骑车去了干涸的微山湖上游。经过湖心的镇子，看到许多人身上都有手机，有商贩有渔民，也有卖菜的老汉。经过另一个村子时，正巧遇到一位青年与他的老父老母对骂。青年腰上的手机忽然响了，他打开手机就讲道：“现在我正给俺家里一对老混账争房子……用不着你帮忙，我收拾他们像收拾一只鹅！如果要你帮忙，我给你打手机！”
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机不再是任何标志，不是贫富、贵贱的标志，也不是善恶的标志。手机只是普通的工具，像自行车，也像钢精锅。当然，手机是具有装饰意味的工具、讨人喜欢的工具。
（李贯通 著名作家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李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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