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准是一九五一年还是一九五二年了，我那时在上小学。放麦假的前一天上午，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班上宣布：明天放麦假了。全校除了三年级以下的同学，包括我们班在内的其他所有同学，都仍要按时到校，由老师带领给附近村的户家拔麦子。挣了钱后，到省城买腰鼓和军乐。我们学校就建立腰鼓队和军乐队。大家回家告诉各人的家长，没有特殊情况，一律踊跃参加。
回家我把老师讲的跟父母一说，父母竟然说道：“跟你老师说吧，咱家情况特殊。”
我问：“什么情况特殊？”
“咱的麦子熟了。”
我觉得好笑。正要争辩，父母好像有什么急事，前脚后脚地出去了。
下午放学之前，班主任老师向同学们发问：“明天来拔麦子，有没有情况特殊不能来的？”
鸦雀无声。老师笑了。但我举起手来，又一个同学也举起手来。
老师收了笑容，问我：“你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嗫嚅：“俺大人说，俺家的麦子，熟了……”
老师一脸的严肃，说：“这不算情况特殊。”
我不由得将头低下。老师又问另一个举手的同学。我因只顾害窘，没听清他对老师说了些什么，但是知道结局跟我的一样。
第二天，我按时到校。此前，我把老师的话告诉父母，父母竟没再说啥。
据我后来听说，我们给户家拔麦子，拔一亩挣一元钱。那天，我们学校共挣了一百元钱。到麦假后开学的时候，腰鼓和军乐都买回来了。老师说，凡愿意参加腰鼓队或军乐队的，赶快报名。我报了腰鼓队，结果没能入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断定，我的没有入围，是否也是一种“落后就要挨打”：我有落后的表现，所以受到打击。
每到课外活动的时候，腰鼓队的同学们就集合起来，一个个挎着或红或绿的腰鼓，手拿饰有红绸子或绿绸子的鼓槌，打打敲敲，手舞足蹈，“咚叭——咚叭”的鼓点儿，敲得让人迷醉。再加上洋鼓洋号的鸣奏，整个学校的活跃气氛大非昔日可比。虽然附近村里的乡亲们有着褒贬参半的评价：活像“蛤蟆吵湾”，全校同学则毫无例外都兴奋异常。教的人是一个女同学，她是从省城转来的学生。她和腰鼓队的同学们，全都穿上白衬衣，蓝裤子，戴着红领巾，一会儿这么个队形，一会儿那么个花样，看得人眼花缭乱。我真是太羡慕了，羡慕得直想掉泪。
一天下午，快到放学的时候了，负责腰鼓排练的老师把我和另一个同学叫到了办公室。老师说：腰鼓队里还缺着一个人，从我们两个当中选一个。老师让我们挎上腰鼓，教我们做了做简单的动作，打了打基本的点儿。我的竞争对手跟我是一个班，岁数比我大，个子与我齐。我对我的动作，有着一定的自信，至少不比我的竞争对手差——他的动作有点儿笨。
出乎意料，我又落选了。
又是一个打击！比上一回的打击更加沉重。惟一的原因是自己笨，比我认为笨的同学还要笨！
我知道了自己挺笨（不光是形体动作方面）——也是种自知之明，对不？——不能过高估计自己，这对我以后走人生之路，不是件不重要的事情，即使知与行不一定都能统一，也仍是如此。
□于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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