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田仲济”这个名字很早，但在我来到山东师范大学的很多年里，与他一直没有真正的接触。他的名望、他的地位、他的年纪、他那不苟言笑的样子、还有他那爱发脾气和有时不通人情的逸闻逸事，都使得像我一样的晚辈对田老无不敬而远之。记得读研究生时，一位年长的同学深知与名人合影如何了得，发誓要在毕业前与田老一起拍一张照片，但最终也未能如愿。不是田老没答应，而是我的这位同学被那个传说里的威严形象吓住了。
我毕业留校后，搬了３次家却始终住在田老家附近，几乎每周都能见他几面，可我了解田老的渠道依然是传言。在各种传言中，有一种说法给我印象很深：田老是一个“红色专家”。我第一次亲身感知田老是在１９８９年的冬天。那年，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要在我校召开（田老是该会会长）。当时田老或许还不认识我。经我的两位老师推荐，田老让我负责会务工作。从接到这个任务开始，我就高度紧张，无论怎样全身心投入，还是觉得会议的筹备工作似乎要出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令我如履薄冰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会议的规格和规模都是我所没经历过的，更因为我对田老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尽管我每次到田老家汇报会议的准备情况，田老都是肯定的，可我还是总赔着小心。
我终于见到了田老发脾气。
那是在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一些与会的重要人物与田老一起研究会议议程。多数人要把会议议题之一确定为批判“重写文学史”。田老却是摇头。其他人似乎看出了田老的态度，你一句，我一句，总之是说批判“重写文学史”如何重要。田老发言了，字数不多，声音却不小：
“学术会议就是学术会议，不能搞大批判！”
一阵沉默之后，有一人低声地说，批判“重写文学史”是符合什么精神的。接着，就是一些附和意见，音调逐渐高起来。我一直盯着田老，只见他脸上的肌肉越来越紧张，突然吼起来，同时用他那抖动的手杖使劲地敲打地板：
“不能搞文革那一套！”
……
“反正不能再搞那一套！”
……
在沉默中田老起身走出屋。我赶忙搀扶着他往家走，一路上他什么话也没说，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只觉得他的手不停地颤动。
后来究竟是田老默许，还是预备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定？我不知道。反正会议议程表上最后一天的安排是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
会议的倒数第二天，田老找到我，问经费是否还够？我说应该没问题，只是某某单位的钱还没到，不过晚几天与宾馆结账也是可以的。田老想了想，严肃地对我说，那笔钱不要了，一会儿我要开个会，你到会上说经费不够了，只能提前一天结束会议。我按田老的意思去做了。这次学术研讨会提前一天“胜利”闭幕。
那天还是我送田老回家，在路上他说了很多话，具体内容我现在实在想不出了，只记得那天好冷，还记得他好像很得意。
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又听到对田老的多种描述，但在我心中永远矗立着的，是那个寒冷冬天里的孤独的战士。
□史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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