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林泉（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齐）：首先祝贺您获首届“２１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这个奖项好多人还不太了解。可以先谈谈这个奖项吗？莫言（以下简称莫）：这是由民间人士出资赞助、由从事文学工作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委会按照严格、规范的程序操作的奖项。详细的情况我还不太清楚，但我感受到了这个奖的严肃和专业性。出资设立该奖基金的人并没有张扬，甚至拒绝向媒体透露自己的身份。这样就与借设奖以扬名做广告的诸多奖项有了区别。得奖当然是好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值得张扬的事情。那种因为一个短篇得了奖就成了“著名作家”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在这１１名评委里边，不喜欢《檀香刑》的也有，而且不止一个，这也恰好说明了这个奖的可爱之处。
齐：您认为文学奖项对文学的繁荣起多大作用呢？
莫：任何奖都有自己的标准。文学奖跟文学的繁荣，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关系。唐朝的时候没有文学奖，但文学不是很繁荣吗？
齐：我想一个作家的心态肯定会在他的作品中不自觉地展露出来。都知道浮躁是一种很有害的心态，但它仍很普遍地存在。
莫：浮躁心态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把文学当成了伟大的事业，或者是太把文学当成了升官晋爵的敲门砖，哪里能体会到老百姓的心情？我回老家，经常听说村子里出现了仙姑看病，许多老百姓都去看。你可以批评老百姓迷信，但到了那样的环境里，你无法不迷信。你知道一个百姓去医院看病的艰难吗？你知道一个老百姓辛苦劳作一年，能收入多少钱吗？为了活下去，他们发明了幽默，也就是苦中作乐。而苦难到了极端后，老百姓就要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我们那里，有一个穷人，过年时家家都接财神，他却到大街上去喊叫：穷神啊穷神，到我家来吧，我们一起过大年！好玩的是，这个穷人的日子从此竟发达起来。这故事中包含着很多意思。我的小说里也有这种东西。
齐：您在《檀香刑》后记中提到，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让人感觉到您在逆潮而上，寻找失落的民族文化，并以充沛的现代内涵孕育催发它，以便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恢复和保持我们民族的一份自信，并为人类的多方面健康发展探寻一种可能性而进行不懈努力。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莫：你可以这样说，但我写作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其实，古代也未必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美好，那时候的人，跟现在也差不多。你看看《儒林外史》，看看《金瓶梅》，就明白那时候的小人，一点也不比现在少。作家大都是不满时代的，为了表现自己的理想，只好将古代理想化。至于我在《檀香刑》后记中所谓的“大踏步撤退”，也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是我对那些假先锋的反感，假民间的反感。我一向反感大词，什么“民族文化”、“民族自信心”，一个写小说的，如果陷落在这些大词的泥坑里，那就毁了。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福克纳说过的，一个作家如果在作品中说过一次假话，那他就永远也不会说真话了。而且，他还会把假话当成了真话。我看过那些高举着“伟大”、“神圣”等等大旗写作的作家的作品，发现他们关心的问题与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相去甚远。他们自我标榜的许多东西更是不可相信。
齐：谈到《檀香刑》，不得不谈到死的问题。您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死亡吗？您怎样认识它？
莫：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死亡。文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流传千古，超越了死亡，这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高级阿Ｑ。其实，从肉体的意思上，你还是死亡了。后代人们心中的你，与真实存在过的你早就不是一回事了。我们心中的李白、杜甫，与真正的李白、杜甫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只有繁衍后代，才勉强可以算作超越了死亡。当然，克隆小孩子，造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就更加超越了。这是违背现实的道德但终究拦挡不住的事情。
齐：评委们认为您的长篇小说《檀香刑》，比以往任何“民间性小说实践”都走得更远，也更内在化。小说中有民间戏剧、说唱、民歌、民间风情，地域特点浸淫于字里行间，被移植到小说中的语言风格里，形成妙不可言的回声，对本土叙事资源和语言资源实现了回归，专家对您的评价和您的写作态度，很容易让人想到老一辈作家赵树理。
莫：我跟赵树理肯定不一样。首先赵树理就不会同意自己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相同之处，是我们对农村生活都很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作家，是很无奈的。我看过丁玲１９３１年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演讲，说她再也不想去写恋爱的小说了，也不会去写工农的小说，她的理由是自己不是工农，她说要写一部有关她的家庭的小说。她说她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各个枝系加起来有三千多口人，祖父当过高官，她的父亲，把家产全部挥霍光了。她说她们家养着一个手艺高强的绣工，专门绣马鞍子上的垫子，但他的父亲是一个不会骑马的人，他备好马，让长工骑着在前面奔跑，他跟在后边追着看。她说她一个叔叔当了土匪，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是读书的，全在酒色中完了。家中藏着许多杆枪，白天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我想，丁玲如果能用她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笔，用一个大家族破落户飘零子弟的眼光，而且是女子的独特眼光，写出这部家族小说，将是一部什么样子的书啊？那时候，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还没有出生吧？但丁玲没有写出这部书，实在是可惜啊。丁玲的才华，不在张爱玲之下，她原本是可以完成这部伟大作品的，一切都是现成的，但是她没有写。我想，赵树理也有类似的遗憾吧，更大的遗憾也许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遗憾。
齐：相比丁玲、赵树理一代而言，就创作环境来说，曹雪芹、蒲松龄他们应该是幸运的，那种自觉创作、心无旁骛的自由轻松，造就了他们小说的经典性。
莫：曹雪芹和蒲松龄也是有所顾忌的，否则蒲松龄就没有必要去写鬼怪，曹雪芹也就没有必要在书中布下那么多迷魂阵。但他们的写作没有那么多功利心倒是真的。去年９月，我们陪法国翻译家杜特莱夫妇去过蒲松龄故居，看到了他的聊斋，但我想现在的聊斋，肯定不是当年的聊斋，蒲家不会有那么漂亮的花园。我觉得只有那铺小土炕是真的。蒲松龄坐在大树下摆着烟茶请人讲故事，也多半是后人的演义。前几天我回高密，看到了一个高密的朋友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父亲逼着我背书，而且是让我倒背，还说我过目不忘，无论什么书看一遍就可以倒背如流。这不是在编造神话吗？倒背文章，多么艰难，你背一篇试试看。如果我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何必写小说？当年我小学辍学，我父亲让我跟大爷爷学习中医，一篇药性赋，不过万把字，我背了一个月，才磕磕绊绊地勉强背过。但我那位朋友的文章，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再过去几十年，难免不被人误以为真。我觉得，神鬼魔幻的故事，是跟封闭和落后的环境紧密相连的。我甚至觉得，自从有了电，有了电灯，人们的想像力就急剧地衰退了。我之所以有点谈狐讲鬼的“才能”，是跟我们村子直到１９８２年才通了电有关系，如果我出生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连街道和厕所都被电灯照亮，我就不会讲这类故事了。蒲松龄先生的时代自然也没有电。读古典小说和古典诗歌，经常可以读到关于月光的描写，非常优美，原因就是那时没有电。有了电，就没有了月亮。我们不能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月亮比现在圆。我爷爷生前曾经多次对我说，１９４７年中秋节的月亮，明亮的异乎寻常，说那晚上，男人可以在月光下读书，女人可以在月光下做针线。抬手可以看清掌纹。爷爷的说法，我也不是完全相信，因为很可能那时候的人眼神特别好。
齐：前年过年是您跟大江健三郎先生一块在高密老家过的，去年怎么过的？
莫：其实所有的节日都是为小孩子准备的，对于成年人来说，什么年不年的。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就是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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