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当年画了只鸽子，后来这鸽子被冠以“和平鸽”，戴了政治帽子。我年幼时也常在墙上画鸽子，翅膀飞起来，嘴里还咬了根橄榄枝。虽然画得像丑陋的麻雀，但也说明我政治上成熟得早，小小心灵很是英特纳雄耐尔。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小，但也不是没印象，凡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除了“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地上开红花”的歌晓得唱之外，还会对一幅宣传画记忆深远，那画上是一对比我稍大几岁的儿童，一男一女，怀里抱了鸽子，头歪着，笑出一脸灿烂的天真，画面上是相当稚拙的字，写着一句话：“我们爱和平”。照片中的男孩女孩都有真实的姓名。许多年过去，我还见过记者后来采访长大之后的这两位孩子的文章，当然那时候他们的笑容已没有那么天真了。
当初他们的笑也同鸽子一样，是相当“政治”的，因为与“和平”相关嘛。这张宣传画，以及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完成了我们青少年时期对半个世纪之前那场发生在中国境外的战争的理解。我们爱和平，但是世界上有很不怎么爱和平的人。所谓战争，就是爱和平的人同不爱和平的人之间的拼死一搏。当然地，永远地，理所当然地，爱和平的人终究会成为胜者。
越是有战争，就越是要歌颂和平。所以打越南那阵子我们都唱“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结果你一思念我一思念，和平就来了。董文华后来不是唱什么清晨放飞一群白鸽吗？那可就是天下太平的意思啊。
虽然歌是这么唱，但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事也是做不得的，“九一一”之后，不爱和平的人忽然从这里那里冒了出来，搞得全世界都像要得非典型性肺炎一样特别紧张。这时候，就连张艺谋大师拍电影也要很“鸽子”起来。一部《英雄》大片，花三千多万美金，为的就是让秦王说三个字：“要和平”，的确很有教育意义。但教育一般是这样的，你没有什么，才会要你有什么。比方你的孩子数学成绩不好，于是就教育他“要”数学成绩好，他不听老师的话，就“要”他听老师的话。那么《英雄》是给谁看的呢？如果是给人民看的，那岂不是说人民不怎么要和平，于是就要教育你“要”和平吗？如果不是给人民看的，那就是给不爱和平的敌人看的。你票房收入这么高，难道都是敌人买了在看吗？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可是有点糊涂的，说明我的政治觉悟比儿时有大退步。我只是傻里傻气地想，这片子拍出来，第一要给本·拉登看；第二要给萨达姆看；第三要给布什看。但我估计他们全都没看过，这三千多万美金可能打水漂了。可惜啊。
萨达姆和布什没看《英雄》，没受秦王的教育，所以波斯湾上他们把袖子都捋了起来。但是他们之中谁是爱和平的谁是不爱和平的我们却搞不甚明白。从布什的讲话来看，他是指责萨达姆不爱和平，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布什的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少吗？我们晓得的一条真理是，你裤裆里有屎，就不能怪别人身上臭。从萨达姆的讲话来看，他是指责布什不爱和平，搞霸权主义。但萨达姆就不搞霸权吗？当年你差一点把科威特从世界地图上抹掉，在国内又搞独裁的国家恐怖主义，你也比布什好不到哪里去。
爱和平的人同不爱和平的人开战，我们晓得要画鸽子，不爱和平的人同不爱和平的人开战，我们画什么呢？
□何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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