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记事起，就记得我家堂屋门框上方挂着碗口大的广播喇叭。黑黑的纸壳，“碗”底镶个亮铮铮的金属片，从十里外的公社广播站七弯八绕扯来的那根广播线，接在金属片的正面，背面那根是地线，拴根粗铁条，插在门后头。广播一天响三回，一回响个把时辰。节目结束了，任你怎样捅鼓，它都不再响，这是它比收音机有个性的地方。
五更里，鸡叫过末遍，窗户纸麻麻亮了，就听得门框上“喀哒、喀哒”两声，接着就是“东方红，太阳升……”那浑厚且有些沙哑的大合唱顿时溢满了屋子。
每回一唱到“……忽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爹就要在那头蹬我的屁股了：“起床，起床，上学，上学！”睡眼惺忪地坐起来，熟练地穿着棉袄棉裤。广播里说：“广大社员同志们，现在播送新闻。连日来，毛主席，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
一里外的小学里，预备铃声清脆地响起来。于是背起书包，像箭一样射出大门，在胡同里狂奔。胡同口上，本家的二爷爷和东头的四孬叔，一人挎个粪筐，相距一二十步，脸色凝重地在谈论国家大事。四孬叔说：“这个‘连日来’，肯定大有来头，没准是联合国的特派员，都排在毛主席头里。”混过东北的二爷爷说：“嗯那，可不是咋地。”
这番对话，以至于让我很多年都认为中央有个联合国大员“连日来”。后来弄明白了，深深感叹：“长者的话，也不是句句都对呀，毫无水准的‘误导’，害人不浅呢”。
晌午的广播节目，也是以《东方红》开头。“嘟……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１２点整。极个别的阔人，将腕上的手表摘下来，对上一对。绝大多数没有表的，在这个点开始做饭了。后来收音机沿袭这个方式报时，分明已承认它是广播的大徒弟了。 偶尔也有曲艺节目，一阵“当里个当，啷里个啷”过后，就是“闲言碎语不多讲，单表表好汉武二郎，这武松，身高丈二如铁塔，两眼一瞪赛铃铛……”
广播往往响着响着就不大响了，爹就喊起来：“舀瓢水去，浇在地线上！”一浇，果然又响起来。后来弟弟发现了一个诀窍，直接往地线上撒尿，比浇水效果还好。
广播的末了两年，也兴给人做广告了，但以供销社的居多。大抵是今天收购寒羊羔子，明天收购知了猴什么的。新来了个广播员，普通话相当不地道。把“羊羔子”说成“羊告子”，把“知了猴”念成“解了后”，每每听过，都是一身小米。一次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跟父亲到广播站去为生产队播“寻驴启事”，见过这个广播员，也见到播音室里只有一个话筒，和一台留声机，并无其它装备。
后来收音机大行其道，广播也就心犹不甘地卸妆退台。广播线被人扯下来，绑了扫帚。广播，就像晚清的长袍，民国的水烟袋，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博物馆。
□李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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