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今年的二三月间，在电视上见到内地捕麻雀卖到香港的报道。真是很惊人。几十万只，不是少数。怎么捕的呢？用毒药，大面积下毒。运到香港干什么？当菜肴，美味。这真是很滑稽又很伤心的事。麻雀已经多年免予捕杀了，现在又大抬其头。环保真难推行。我没见过捕杀野生动物的场面，捕猎大鱼巨兽，只是耳闻或在书中读到而已。比如猎象，不单我没见过，我想中国人里见过的也不会多。我在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散文里第一次读到，文题就是《射象》，董乐山先生译的，读到五枪响过，大象倒下的一瞬，真是惊心动魄。这是射杀一只象。还有，就是我昨天才读的原苏联作家巴乌托夫斯基写的《老守林人讲的道理》。其中的一个故事更惨。事情发生在南非，杀的是象群。原文甚妙，读者不可不一读：“野象由于干渴而发疯了，成群结队地向南方扑去，想找海洋。失去理智的动物一路上摧毁了无数的村庄和小镇，还有桥梁。居民都被吓跑了。南非联邦派出军队去阻拦。有坦克部队、炮兵和步兵。战斗进行了一昼夜还多。几百只大象被打死了，剩下的知道到不了海边，便掉头往回跑。”我想，这虽不是杀人，也可称为惨绝人寰的事。后来，南非联邦还是把野象赶到临时修成的水池边，“大象贪婪地喝足了水，躺到地上就睡了。”不就是为了喝水吗？这位世界著名的散文家说：“我讲的是保护大自然和恢复急剧减少的植物”。他说非洲，美洲，都有沙漠化的现象，大风把几百万吨的沃土“送到高空中去”。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见解一点也不新鲜了，我们知道得很多，远远超过这些。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文章写于１９５９年。那时候，正是我们搞“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时候。人们都记得，那时候砍了多少树，以树炼铁，夷林为田。还有，捕杀了多少麻雀？那时，有不少作家还热情地歌颂了这些。那时我们的环保意识比这位巴乌托夫斯基，实在差得多。
我觉得作家、诗人、画家们，对自然更为爱惜，更为珍重。没有自然，没有美的自然，他们写什么画什么？其实，重视环保的作家，我们也有，更早。鲁迅写于１９３０年的那篇《＜进化与退化＞小引》就是最杰出的一例，我以为我们对此重视不够。那书是周建人译的，鲁迅为之写《小引》。文中说：“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倘这事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所记忆，那么，这书所得的酬报，也就非常之大了。”可惜，它并没有为人们记住。他说：“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营养问题现在总算已解决了，但是沙漠南徙不是还难挡住吗？鲁迅还说道，此事关联到“古史”上的问题和关于中国国民性（最能耐苦）的解释，是一个大学问呢。
□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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