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济南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田仲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早在本科阶段,田先生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我们当时仅有的几本现代文学史参考书之一,因此,他的名字对于我及我的许多大学同学来说,早就已经如雷贯耳。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田先生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某种神秘感,就像子贡所描述的孔子一样,是一个数仞的高墙,“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让人心生仰慕。 我们入学时,先生已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当时我们就知道,一些像他这样有很高学术声望的老先生,已经很少过问自己研究生的日常学习。在有的学校,研究生甚至一年见不到几次自己的导师;而今,我也知道,大学校长的高位,对于某些官瘾十足的人,是一种可以“摆谱”的身份,离开了这一位置,他们就很难用平和的心态重操教学工作的旧业。但是,田先生却完全不同。对于他来说,教师才是他的真正职业,传道授业解惑才是他的真正职分。尽管年事已高,但田先生当时每周都要亲自来到教室,按时为我们讲授文学史课程,从未因故间断过。他上课的形式是比较自由的,不用什么讲稿,也很少做出训诫人的姿态,就坐在那里,用一种自然平静的语言,娓娓道来,仿佛闲暇时的聊天,显得平易而舒缓,但在他以明晰的思路来穿插起各种史实和掌故,却又总是把我们带入到需要研究的问题上,启发人去思考,这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讲课方式,充满了一种让人入迷的磁力。 当时,研究生中经常流传着某某人因学业问题被先生“训”了一顿、某某人的论文被他“否了”之类的故事,这让一些同学甚至有些怕他。也许是因为先生在学问上的严师形象,我们在他的面前都不免有几分拘谨,但是,先生对于我们,其实总是“严”而不“厉”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即使批评人的时候,语气也总是平缓的,从不声色俱厉。同他接触得多了,你会发现他是那样亲切平易的一位老人。 有一年,我带着全家在济南过春节,这期间,我们一家人去看望田先生,当时先生精神矍铄,谈兴很高,他向我询问烟台的情况,并谈到了许多他对于烟台的看法。因为先生年事已高,我不愿意过多打搅,坐了一段时间,就向他告别。但当先生把我们送出他的客厅,又突然让我们等一下,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先生已经转身上楼,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包大白兔奶糖递给我,执意要我拿去给孩子吃。先生的这种举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位老人的慈祥。 还有一次,先生到烟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当时我恰好带着学生去乡下实习去了,知道消息之后,我匆匆从一个县里的实习点赶回烟台,在会议举行的某宾馆的会场上见到了先生。会间休息的时候,先生起身,叫我和李掖平一起跟他走,来到他住的房间后,他轻轻关上门,然后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几个香蕉,一脸神秘地说:“你们吃吧,这是别人送我的。”这让我们特别开心,也让我们看到先生身上的那种童心。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几本书。一本是由田先生亲笔题赠的《抗战文艺史》,还有三本外国小说《秘密的婚姻》《同情的罪》和《青春梦》,这几本书都是我毕业离校前田先生让洪承兄送给我的。《抗战文艺史》是先生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早期代表作的修订本,也是研究抗战文艺的第一本专著,许多新文学史著作都把它作为研究抗战文学的重要参考。而另外三本书,是由著名女作家沉樱翻译的,前一本是国外短篇小说的合集,后两本都是茨威格的作品。洪承兄告诉我,田先生看到我喜欢外国文学,送给我做纪念。这让我感到莫名的感动和惊讶。当时我的确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而且尤其喜欢茨威格的小说,但我从来没有在先生面前表现出这种兴趣,先生竟然这心,真让我没有想到。 先生走了,然而他留下的那种对学问的认真态度和真挚的为人风范,却一直在我的心中留存。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