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赴海南开一文学年会。文学是鲜活的，理论却是枯燥的，免不了听一些让人昏昏欲睡的宏论。但一位因名人官司而声名鹊起的学者，却给会议带来一番热闹气象，所到之处，大受欢迎。话题自然三句不离官司，他便积极响应，不断拿出材料、展示报纸；海外某报一面是他的尊容，一面是文化名人肖像，占了整整两大版篇幅。大家啧啧惊叹，连说，老×呀，这下你可出大名、大出名啦！我也打诨道：快握握手，这可是与名人打过官司的名人的手啊！这位学者也灿烂地笑道，我这是与×××携手共同繁荣名人经济啊！
这位学者从事文学研究多年，成果颇丰，但除圈内人士外，世人鲜有所知。这原本很正常。一个学者要与影视明星、流行歌星争夺舆论聚焦点，争抢传媒曝光率，那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社会分工决定了，学者的事业是寂寞的，他所面对的只能是小众。真正学者，应习惯于在大众文化的喧哗喧嚣喧闹声中，默默无闻地思考研究写作。当然，我绝不反对大众文化，更不反对一些学者走出书斋，与大众文化“共谋”。毕竟学者不能脱俗，更毕竟中国学者太多太多，一部分人参与大众文化，这对减少学术泡沫、提升民族文化素质，都绝对是件好事。但当这种“共谋”发展到靠官司来维持名人的高聚焦度、高曝光率时，便有些匪夷所思了。
这位被官司突然缠身的学者，最初的反映是意外和震惊。但毕竟学者智商不同寻常，等他知道自己一夜间成为官司名人后，便也无师自通地发现了名人官司的巨大经济效益。他笑着说：“有人早提醒我了，如果官司胜诉，我就写本《我是怎样打败×××》；如果官司输了，我就写本《我是怎样被×××打败的》；如果和解了，我就写本《我是怎样与×××握手言和的》。”听者无不开怀长笑。
平心而论，那位文化名人曾写过一些颇有思想深度的文化散文，也曾批判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劣根性。我最为欣赏的，是他对世俗小人文化的尖刻批判、对上海小市民心态的无情揭露。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理性批判或自省精神，他的这些文章对于提升国人、提升上海人的人文素质、文明水准，是大有裨益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征，就是它五千年积淀所形成的巨大磁力，往往会将那些批判者最终吸纳进去，五四以降，先例已不少。近年来，某文化名人不时的作秀举动，曾召来不少抨击，我皆不以为然。作秀本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只要有社会价值，“秀”作的越多，其贡献越大，理应喝彩才对。问题是，这种“秀”到法庭上的作法，我却实在难以理解——以这位文学学者为例，他的一篇发行量极小的学术文章，怎么还需官司伺候呢？如果今后学者在下笔时，都要处处提防别惹来法院传票，这学术批评文章如何写呢？我重读了文化名人的文章，不禁感慨系之，做古文人难，做今文人尤难！不禁赶快将这篇小文检点一遍，看它是否有惹祸之处，然后再谨慎地煞尾。
据说，该官司由于学者找到一关键证据，双方和解了，欲知详情，且待他预言的那第三本书吧！据说，文化名人的新官司又开庭了，至于结局如何，抱歉，我已不感兴趣了，爱谁是谁吧，只要我不惹上官司便好。
□杨曾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