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敢说自己从未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过妒意。因为妒忌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一种肌体化学反应，如打嗝、放屁、打喷嚏一样难以抑制和自持。当这种情绪来临时，轻者可以使人的面容发生短时扭曲，言语失控，行为紊乱，在社会角色规范面前暂时失忆；略重者会产生假想，给对方以意念中的打击和诋毁，从而加重自己心灵天平中的砝码；更甚者便是极端的恼怒、憎恨，直至咬牙切齿，那始终压抑在心头的人或事，像一条毒蛇附着缠绕在心灵的每个空隙，喷着毒液、噬咬着心境中原有的平静和安逸，并役使着每个过激、甚至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妒忌的最“高”境界。
坦率地说我曾经妒忌过，虽然现在看来，那只是积源于童年时期的无知、无聊或者可以说是荒诞，但那种激奋的、心灵深处的缺失感，实实在在地折磨了我好一阵子。
文革后期接受初级教育的我们这代人，对于“美＂的理解是机械而概念化的。记得凡是出现在小说里的女孩子，形象都是战争时期的小英雄：大脑壳上，齐眉的刘海儿，衬托出一副聪明灵秀的面庞；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扑闪着，述说着天真和烂漫；笑意掠过，两只酒窝已经深深地嵌在了苹果似的红脸蛋儿上；红头绳下，一条乌黑油亮的齐腰大辫子．．．．．．这种菜谱似的描写中，只有那条大辫子能给孩子们带来些许改头换面的希望，于是长辫子成了当时的时尚。
我向来对自己的头发手足无措，直到今天，每每交给理发师都是和盘托出，几乎拿不出自己的见解，多少次这一脑袋的风光被葬送在个别艺低胆却大的“师”的手里。
但在那年月，我的头发都是母亲给打理的，小辫儿天天都能整齐光滑，只是长度可怜。因为每天早上，母亲在紧张的忙碌后要骑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达工作单位，于是所有的事物性工作都要减之又减而行之。于是，小辫子也就长期压缩在三个花上（编一股称为一个花）。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两只小辫子在被剪成齐耳短发之前，多少日子都是永远站在肩膀上的。而周围的同学和玩伴们都有两条至少是垂过肩膀以下的长辫子。这辫子挂在脑后是否好看，对我似乎没啥大碍，但这些比我那三个花多出来的部分，总是撩拨着我那可怜的尊严。
每天的课间操，两条打了十个花的辫子总是在我眼前跳跃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做弯腰运动时，主人每结束一个动作都要把它高高地抛到空中，使十个花飘飘摇摇地划过主人的头顶。那分张扬带着傲慢、带着炫耀、带着无声的嘲笑，仿佛时时对我这只会僵直地站立着的三个花发出寻衅。此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只感觉手上应当有把剪刀。在它招摇的当口，在它得意忘形的时刻，在它没意识到我的憎恨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它拦腰斩断，以排泄我心头的怨堵。课间操天天都上，而在那十个花的刺激下，那把剪刀每每出现在眼前，像一幕电影的片段，赶之不去，挥之不走。
这个感觉霸占在脑际多久我不记得了。小孩子的注意力总是被新鲜事物牵着走的。多少年后在想起这段不能公开的心理秘密时，不禁失笑。但深入设想下去仍有些后怕，如果我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如果兴趣不那么广泛，如果心理上再有点欠缺，我会不会真的拿了剪刀，把那段“电影片段”直接上演成一出“活剧”呢？
踏入社会后，常常能遇见在别人背后“耍剪刀”的人。当然手法要比小孩高明得多，虚虚实实、明明暗暗、真真假假，面目有着掩饰不住的狰狞，行为有着难以控制的扭曲。但值得欣慰的是，会编辫子的人仍然甩着大辫子，释放着智慧和潇洒，善于“耍剪刀”的人展尽招招式式后，对自己依旧于事无补。
□李岱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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