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条命是两次从病魔手中夺回来的。
第一次是两三岁时，全家害伤寒。伤寒那时属于很厉害的瘟疫，患者大半要闯闯鬼门关。我已经被扔到屋外的谷秸上，只等叫人卷起来往荒外送。碰巧有一邻家的妇女到我家，发现我还有一丝气息，就把我抱走了。靠了她的照料喂养，我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第二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五六岁的时候，长黑热病。黑热病是一种病期相对较长的顽症，患者越来越瘦，肚子越来越大，高烧不退，数月后死亡。我们村已经死掉好几个了。有一回我烧得浑身起“火”，恍惚中坐在一个悬崖上面，悬崖深不见底，有一个看不清模样的黑大汉硬把我往崖下推。我死命抓着地大声喊叫，如是多次，突然嗷的一声醒了过来，却躺在母亲怀里。母亲满脸泪水，抽泣着喃喃：“好了，又好了，好孩子……”以后我常常想，那黑大汉大概就是魔鬼吧？当时我要是松开手下去是不是就永远“回”不来了？
这时收到了在县城工作的父亲的一封信。信上说治黑热病有了特效药，在离我们村十几里远的某村中专门设了一个治疗点，让赶快去治；信上还特别叮嘱一定约上西邻的那位青年患者。两个月下来，终于痊愈。
有了这两次死里逃生，对人间关爱，对团结互助，我有了一种切身的体验。谁知到了“文革”，我因为教师，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加上父亲“右派”的因素，被揪回村里批斗。那位已成国家干部的病友，连父亲同他曾经说的一句无聊闲话都掀出来作为炮弹；而曾经救我一命的妇女的后人，竟然说出了“当年就不该救活你”的话。直到动乱结束，我同乡亲的关系很快修复如前，同前面所说的两家的人更加亲热，方悟出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把人的灵魂给扭曲了！
回想这些往事，是由于这次防治非典的引发。如此凶狂的传染病，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得到如此卓有成效的控制，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的崇高精神，实为难能可贵。
□王良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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