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志刚事件刚画上句号，人们为收容遣送制度废止而略感欣慰之际，深圳又传出一起因轻微交通纠纷，１４名治安员将沈国洪乱棍打死的惨剧。听到这一消息，真让人悲愤不已、欲诉无语！
在孙志刚事件中，公众抨击的重点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制度性因素。现在，旧的制度刚刚废止，性质一样的惨剧又发生了。强化执法约束是重要方面，但仅靠制度是不够的。
分析一下，在孙、沈事件中有四个共同点：其一，事件中的凶手，应该说都属弱势阶层。孙案中被判死刑的乔燕琴，是个才２１岁的护工。因此，这确是“弱势群体打死了弱势个体”。其二，事件起因都小得不能再小，孙志刚是因乔燕琴看着不顺眼，要教训一下，被打死的；沈国洪是因交通事故受伤，要求赔偿触怒对方，被打死的。其三，事件中打人方，都有小权在握：乔燕琴是护工，对孙志刚有管辖权；治安员算半个警察，有治安管理权。其四，事件的当事人，事前皆无怨无仇，事中被打者或同伴皆苦苦哀求，打手们皆冷酷无情，事后打手都有阻止救治的情节。这些共同点串联起来，让人心寒胆颤之余，不能不反思：一些小人物，为了一点小事，倚仗一点小权势，便能对陌生人下如此毒手！联想到前不久湖南某市，围观者鼓励别人自杀事件——那同样带有属弱势群体共谋杀人性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恶性事件之酿成皆与咱国人道德根性相关！
其实，作为文革过来人，对于咱同胞之冷酷变脸和嗜暴倾向早就领教过了。也就短短几天间，昔日学生就能举起皮带抽向自己的老师，那情景至今想来仍令人毛骨悚然。为什么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能突然间变得残忍冷酷，仇仇相见呢？曾有人将之归咎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有人归咎于传统美德中断。我的研究却是，它就在国人劣根性里。一些人一旦离开原有情缘伦理规范约束，其良民角色向刁民或暴徒转化，几乎是毫无障碍的！像这两起事件中的凶手，他们回到家里、村里，回到各种情缘角色中，绝不会都是恶人！尽管当代学者已习惯于将仁爱解释为博爱，但仁爱乃亲亲之爱，差等之爱，却是不争的事实。《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对这“五服”、“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理所当然要漠然待之了。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岂能施以仁爱！对上低眉忠顺者，难免对下逞威霸道，因此，小人弄权，往往愈加刻毒。如果孙志刚、沈国洪与打手中任一人能扯上情缘关系，再如果他们一开始就百依百顺，给足对方面子，这两起惨剧大半都不会发生。
因此，尽管我们已进入２１世纪，但承接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继续肃清封建道德遗毒，在全民中倡导培育平等博爱精神，仍是中国文明建设、学校教育、舆论传播之重大主题。
□杨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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