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到美丽山水边缘的一所乡镇中学任教。
首次手执象征师道尊严的三尺教鞭，我的心绪并不如山水美丽，亦非不喜欢这一行当，而是性格内向的我不知如何有条不紊处理４５分钟一堂课。记得那天是讲授鲁迅作品《一件小事》，面对清纯的乡村孩子的视线，讲解“我”为何许多国家大事都不记得了，“独有一件小事”记忆犹深，并在课文结尾发出“教我惭愧，催我自新”的感慨，讲解知识分子的“我”又是如何被车夫的高大形象“榨出藏在皮袍下面的‘小’来”，等等。说实在，凭我的学识不难对付这些问题，可我却讲解得磕磕绊绊，仿佛鲁迅预先在文中埋下许多障碍物，黑板上除了课文标题，全是我为平静慌乱心绪用白粉笔画下的一道道波浪线。这时讲台下的学生似乎看出破绽，开始蠢动起来，声音由最初的细若蚊鸣，到嘤嘤嗡嗡如蜂鸣，终至汹涌澎湃如潮声。我的平和个性再也撑持不下去，断喝一声“请安静”之后，开始提问学生，用手指定某一位学生站起来回答。几个问题解决下来，发现后排一位瘦高个学生仍在坚持跟同桌讲话，就叫起他回答何是“藏在皮袍下面的‘小’”。我断定像他这样的捣蛋鬼对“小”不甚了了，果然，他站起来，用轻巧又略带挑衅的口吻说出“不知道”后又迅速坐下。这下我被激怒了，勒令他站到黑板前来，可他若无其事走上来，径直走出前门，又从后门绕回自己的位子上。我本欲动手拉他，冷静一想，如果他不从或拉扯起来，更是尴尬下不了台。
一周过后，这种混乱的课堂场面我仍然不知如何收拾，去向教导主任诉苦兼讨教。教导主任姓邱，有二十多年的教龄经验，听我倒完苦水，他问我：“班上有多少学生？”
我说：“五十三人。”
他又问：“你记得多少学生的名字？”
我如实回答：“七八个吧。”我不明白他闷胡芦里卖什么药。
他摇了摇头，诚恳地说：“太少了。农村学生野，但都很诚，你要在乎他们，就得做到随时随地叫出班上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让他们知道你心中有他们，自然就尊重你。”
走出教导处，我拿来学生花名册像当年背《滕王阁序》那样恶补一宿默记学生姓名，“王挺军、周文顾……”，似乎都挺陌生、拗口，可到了第二天在课堂上提问，我不用花名册有意随口多叫出几个名字，让名字的主人回答同一个问题，他们就有了感觉。经过接连几节课的磨合，我的心绪平静下来，学生很是配合，讲解也有了声色，。
渐渐地，我从教书生手锻炼成熟手，几年后成了人人尊敬的学校语文科骨干教师。后来，工作调动使我离开了教育岗位。其间十年的教师生涯，教过近千名学生，当年我个个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上学期开学初我带念小学三年级的侄儿去向他班主任注册报名，交钱时那位班主任竟问侄儿叫什么名字，我心突地冷了半边。侄儿在班上表现虽不显山露水，但也不至于教了一个学期还不知侄儿姓甚名谁。我真想将当年邱教导主任教诲我要随时随地叫出班上每一个学生名字的那一番话转述给她听，可转念一想要是她误解我的用意，岂不害苦侄儿？
但无论怎么说，记不住自己班上学生的名字，是为人师的一大失职。
□胡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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