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人有俗话说：“有小叔、小老爷，没有小大爷。”大爷即伯伯。我的“大爷”少，“小叔”、“小老爷”便多。以至在我离开故乡时，他们还在继续出生。１９４３年我１１岁时，秋天上抗日小学。在我所在的甲班，有个小叔，和我同岁，生日比我小，个头比我矮好多，叔侄俩有点像哥儿俩，我大他小。那时，我们也没有辈分观念，互相直呼其名，而且舌尖音很重，他的“师彬”是“师彬儿”，我的“雨”是“雨儿”。我和师彬小叔关系尤好，他常跟在我身旁，长辈不以长辈自居，倒真觉得是个小弟弟似的。学校派人去外村取新课本，我俩搿伴，一条扁担，各抬一端；儿童团开荒，开完一片，用犁“统一”时，常我扶犁，他牛。参加村里一些文化活动时，我俩更形影不离。
抗战胜利后，一些群众团体有了变化。我们县是和莒南县一起的建团试点县，我到区里参加集训，回村建团。那时，凡有了青年团组织的地方，男女青年与少年儿童这一部分，都归团组织照应。我们叫“照应”，不敢叫“领导”，虽然团章上规定的是青年团是青少年的核心，还是党的助手呢！我这位小叔，被第一批发展为团员。不久，建立团支部，我任支书，另一个与我同岁的女伴为副支书，两个稍大些的小叔为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还有一女青年为妇女委员。我想，小叔师彬参加活动向来积极，也该封个委员吧？想了想，他好像是我们这一伙最年小的，我就建议说：“当个儿童委员吧！”大家说：“好！”就这样，小叔沾了人小马不大的光，当了儿童委员，此后凡与儿童有关的事，都由他拿主意了。国民党重点进攻被粉碎转入点线占领，我们村离敌人据点只一河之隔，民兵守河防，遭过敌人一次偷袭，青少年一些活动只有暂时停止。一些在敌人眼中目标明显的人，都转移到了远些的村庄。小叔因只是委员，那时团组织也像党组织一样保密，他目标不明显，就仍在家。我怕他在家寂寞，便找了些杂志与读物留给他看。只是我没嘱咐注意掩藏，我一直惦挂着。我在外村，随时写的稿还这里藏那里掖的。待敌人溃逃，家乡平安了，有一次我在曾经当过一段学校的屋里玩，无意中在门框上发现我留给小叔的这份书刊。我庆幸地想：“小叔，智慧不小啊！”
以后我调往报社。小叔手巧，给我打了一副手套好冷时用。手套那时叫“手巴掌”，会打的不多，冬天戴它的也稀少，我戴了好些年。他也紧跟着出来当了教师。有一年我回家，恰逢他去乡里集训，我便跟去，在一个大通铺上钻一个被窝，叙了一夜。他过早地胡子拉碴，我不再直呼其名，而恭恭敬敬叫“大叔”了。前几年回故乡拍专题片，在镜头中背我当年一首诗的，是这位大叔。记者小赵女士访问他：“老大爷，苗得雨当年的诗，你还背过吧？”“老大爷”说：“背过！”可念到“吃的糁子煎饼稀糊涂”时，忽然忘了词，“吃……吃糠咽菜，喝……喝……喝糊涂”，终于“喝”出来。这也叫舞台上的“救场”吧，意思还差不多。只是好些年，我总在想，怎么当年独封这位大叔当“儿童委员”呢？
□苗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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