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忽然想起张德玲来。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年都是“三好学生”，但上五年级那年不是，那是因为张德玲的缘故。张德玲是我的同桌，女生，黄脸精瘦，扎着两条又细又黄兔子尾巴样的小辫子。
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阳光很强的秋天，我穿着一件粗布短褂，手里提着一根紫穗槐条子，一路抽抽打打着快成熟的玉米、地瓜叶子到的学校。全班起立坐下，坐下的时候，张德玲悄悄移开了我的杌子，我没有留意，尾骨正磕在杌子的尖楞上，又一下仰躺在地。全班哄堂大笑。我又疼，又羞，爬起来想也没想，抡起拳头就砸在张德玲的脊梁上。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劲，反正我的手腕有些发麻。张德玲“哇”的一声就哭了，老师的教鞭平着在教桌上一拍，说，哭什么哭？我以为老师会让我俩去晒“油油”，可是没有，继续上课，但我和张德玲眼里都有泪。
晚饭的时候，我心里打着小鼓，吃着母亲做的杂面条。这时候张德玲的家长吵着来了，母亲赶紧迎出去，让座，倒水。张德玲的娘就说了我打她闺女的事，絮叨完，再要求对我严加管教，走了。母亲并没有打我，她从没有打过我。只叹了口气说：
“你跟谁学的，学会打人了。”
晚上我没有照常背唐诗，拉了片席子，躺在老榆树下，揉摸着还在发疼的尾巴骨，数星星。乡下的夜空很干净，星星像银钉，钉在天空。母亲的话也像银钉子，钉在十二岁少年清亮的大脑星空。现在想起来，这样一句话，对我一直起着作用，以至于后来只要看到星星，就想起母亲的叹息，想起张德玲来。如果让我吃了皮肉苦，反倒可能记不住了。
１９７９年，考学失败，我不想再学，收完秋就上了水利工地。在寒冷的冬天，穿着短帮儿胶鞋，用布兜从河底往上翻河泥，晚上睡在麦草编成的地铺上，很苦。阴历小年，村支书带了肉来慰问，晚饭便分了满满一大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肉汤，汤面上耀眼地漂着三块肥肉，碗底有一小块姜。我慢慢把肉汤喝完，再细细回味。我有个本家哥哥也在工地上，他对我说：“你还是去上学吧，你不是出力的材料。”
我听了他的话，年二十九回家过年，年初一便背了四十个煎饼，母亲又给我装了四个白馒头，四个红豆包，还有咸菜，到一所学校复习。早晨下着很大的雪，路上没有一个人影，雪地上除了我的脚印，还有两行兔子蹦的脚窝。那年的春节，我是和一个校工一起过的。我在他的炭炉上烤豆包，用他的开水泡煎饼。学校离村子很远，孤零零的，但是能听到热闹的鞭炮声。到再考，我获得了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一所很好的学校录取，专业也不错，只是严重的胃溃疡跟了我五年。
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张德玲。我打她的第二天，我们就说话了，是她先开的口，做作业她要用我的橡皮，不是借，是用，她家很穷，从来就没有给她买过橡皮。后来她便辍学，六年后嫁到二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有了两个孩子。现在，我不知道张德玲还好吗，如果一切正常，她的大孩子也该高中毕业，或者已经在大学里了。
□草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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