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
我带着儿子到父亲的坟茔前祭扫。
其实，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很少，因为父亲只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但这些记忆直到现在仍十分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忌讳谈论自己的父亲，也不愿听别人谈论他们的父亲。我的父亲没有大多数人的父亲那么长寿，１９６６年冬天他离开我们时才只有４１岁；他也没有大多数人那么幸运，因为他是被疾病夺去生命的；他更没有大多数人的父亲那么辉煌，他一生只是一个普通农民。父亲只给我们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是给我们母子留下了漫漫凄苦的岁月，二是给我留下了遇事就想抗争呐喊的秉性。
父亲去世时的情景是十分凄凉的。那是１９６６年的冬天，多年的肺结核和极度的营养不良将他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高大的身躯佝偻着。那时我们还小，母亲怕我们承受不起这残酷的打击，在寒冷的长夜里独自陪着父亲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天亮后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丝庆幸竟掠过了我的心头——再也没有人那么严厉地训我打我了。
然而，永失父爱的悲痛伴着对父亲的回忆和怀念如村前流水绵延不绝。
父亲兄弟一人，所以没有直接当兵上前线抗日或者灭“蒋”，但他的病的确是在战争中患上的。淮海战役开始后，父亲响应号召去支前，他身强体壮，人又勤快，推小车抬担架，样样跑在前面。持续的劳累和惊吓以及饥饿，最终导致他沉疴不起。父亲骨子里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当他不得不蜷伏在土炕上时，他经常发火，有时甚至发得莫名其妙，所以我从小就怕父亲。但父亲又每每要见我，每天放了学我都必须到他的跟前去，他先是问我一些学校里的事情，然后要我去做作业，做完后马上交给他看。父亲尽管识字不多，但小学生的作业他还是能看得懂的。记得父亲很少表扬我，作业做得好时他就“嗯”一声，不好时他就发火，随便拿起个什么东西就打到我的身上。父亲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弄脏了课本和作业本，手上有墨水他也不让。但父亲又很少数落我，也许他认为讲大道理我也听不懂，教育我的方式就是打我一下，让我长点记性。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很少有笑容的，好像只有我在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时他才咧一咧嘴，也是一闪即逝。我想，我的学业成绩好，恐怕是那时父亲惟一的一点安慰了。
父亲的手是十分灵巧的，躺在炕上寂寞极了时他就让我们拿来一些高粱秸，随便就能做成一些小笼子什么的。有时他还画画。他的画大多以家禽为题材，尽管都是画在破纸上，但总是画得惟妙惟肖，一点都不比书上的差。邻居们说，父亲的庄户把式是村里最好的，没生病前，他干的农活总是庄稼汉子们效仿的对象。父亲只上了一两年学，但他的学问却大大超过了他的学历，《三国演义》等通俗的古书他大体能读下来，对其他的历史故事也知道得很多。
窗外鸡鸣犬吠，屋内席陋炕凉。父亲看够了，听够了，也受够了，虚弱的身体再也抵御不了疾病的侵蚀，他彻底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听母亲说，父亲死后眼睛久久没有闭上，他是带着太多太多的牵念而去的：母亲和年幼的我及羸弱的姐姐。
如今，他的膏血早已散尽在空 的宇宙里，但他的基因却在我的身上一脉相传：以责人之心责己，以宽己之心宽人。
天佑善人。今日，母亲近８０岁了还健康地活着，姐姐已经做了奶奶，我兢兢业业工作着也算事业有成。清明时节，面对着长眠于黄土中的父亲，我低下头深深地祈祷：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您可以闭上眼睛了！
□刘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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