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届不惑的我对自己的生日不太清楚。其原因一是在我之前，父母已经育有三女两男，孩子多了，对他们各自的生日自然就有些淡忘。其二，农村人重死不重生，至少在鲁西北地区，一直到现在，一个人一辈子大概只过三个生日，分别是在周岁、６６岁和８０岁，而且，６６岁寿诞统统是安排在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能够有幸过上８０大寿的也寥寥可数。另一方面，对于故人的忌日，却是礼尚有加，不但去世当年要过三七五七九七百天，而且以后的一周年两周年直至十周年的忌日，每年都是忘却不得的。这样，一直到上大学前，在我填过的各种表格中，我的生日大概是从１月到１２月的都有，至于具体日期更是五花八门。四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是因为上大学时需要转户口关系，从大队会计那里翻出出生登记卡后，才确定下来的。但是由于实际上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而且那一年恰好是农历闰四月，而父母又不记得我到底是生于前四月还是后四月，所以我的确切生日也许永远是个谜了。
过周岁的情形当然是记不得了。后来第一次过生日，已经是娶妻生女后的事了。其实上大学后看到听到城里人年年过生日，也曾经有过羡慕，但更多的是疑惑和不屑。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幸曾经几次真实地体现在我和妻子身上。妻子是济南生济南长的城里人，每年的生日当然是要过的。但在几乎没有生日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对此实在是在消极应付。而其好的结果之一是，不但我记住了她的生日，在我反对无效的情况下，我本人的生日也开始过了起来。但是在内心里，我仍然是对此不以为然。静静想来，夫妻在生日问题上的观念冲突，只是他们不同文化背景的一种必然产物。其他如各种生活习惯和亲友交往礼节等方面的差异，也是源自其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我从小接受的一个习惯是饮酒时男女不同席甚至男尊女卑，进门的媳妇不是客，上门的女婿才是贵宾。尽管我知道这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但是当你身置其中时，你必须接受它，因为你个人无力去改变它。而妻子的认识则正好相反，不但要同席而坐，而且女宾乃是贵宾。所以，当妻子第一次和我一起回我的老家遇到这种情况时，便不由得将此理解成了对她的不尊，当场便变了脸色，不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而且让我及父母好生尴尬。
作为不同的文化，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劣对错之分，只要你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了，则这种差异并不会成为婚姻的障碍，甚至会成为相互吸引的特质。不同文化的差异越大，异质程度越高，则婚后一起生活中矛盾的产生几率和频率就会越高，需要相互磨合适应的时间就越长。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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