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不断在报刊上发表点小文章，所以认识的编辑自然也就有一些。不过那时见面的机会不多，许多人相知而一直未见过面，还有一些是连姓名也不知的，因为那时编辑联系作者常常只盖一个公章，并不署名。等到新时期，自由一点了，才见了面，各自鬓发斑白矣。这几年我还常写点短文，寄给报纸副刊。这免不了还是同编辑有联系。我发现现在的编辑女的多了，年轻的多了。偶有编辑来电话，一听，清脆的女音；可以判断出，二三十岁，或三四十岁。还有的，知道姓名了，有熟人来往，问候一下，对方说：“她正在休产假，生了个宝贝儿子。”我一想，我的小孙子都十一岁了，这编辑，她才多大？她不简直也是……也是个小孩子吗？这么一想好像对那编辑不大恭敬，可是年龄的悬殊，使人难免有这种联想。当然编辑里的青年男士也不少，但在比例上似乎要小一点。
但是，近七八年，我所交往的报纸副刊编辑里也有一位男士，一直坚守他那一个摊子。我与他通信不少，但我没见过他，也不知其生平。他在给我寄样报时总是剪下我的文章，夹在另一张完整的报纸里，而不是如许多编辑只寄一张或两张报纸来。我明白，这是老编辑的风格。这种做法虽然年轻编辑也用过，但极少，我只见过一两个人用。这种寄法，给作者一种受到重视受到尊重的感觉。不过，有许多编辑是不以为然的。现在，有些编辑部已不寄样报了。也许现在文章重复发表，电脑又便于保存原稿，所以才这样的吧？这也自有其合理性。
上个月，我又收到我说的这位编辑寄来的样报。样报有两三份。这也是他的惯例。但看过各张，并不见有我的文章。这时我才发现报里夹着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上说，明天，他就要退休了，从此离开编辑部。所以，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也把近几期的副刊寄赠留阅。他的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原只印着他的工作地址，也即报社。现在，他在背后写上：“赐教处”厦门某街某楼某号。所谓“赐教处”，当然就是他的家庭通信地址，这是有点年龄的人的客气说法。他是干到最后一天的男士老编辑。我觉得他写信时颇有点黯然。我即时向“赐教处”写了一封信。我也黯然了。
□李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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