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年的年底，报社举办了一次通讯员培训班。
最后一项内容，领导让部分编辑记者和通讯员一道出发采访。我和三
位通讯员同志出发的时候，已临近元旦了。
在公社完成了采访，我们想返回县里，公社里连个写稿的地方也
不好找。我在电话里跟县委报道组的同志联系。报道组的同志说道：
明天上午派车来接。我说，你们给安排个住的地方就行，不必派车接
了，我们从公社里借几辆自行车骑着回去。“不！明天上午一定去车。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直等着。等到中午，报道组的同志打来了电话，
说我们所在公社的党代表们下午要去县里开党代表大会，问我可不可
以搭送党代表的拖拉机回县。我说：“行呀，人家让搭就行。”
吃过午饭之后，我们乘拖拉机出发。我受到特殊优待，靠近司机
坐着。其他的二三十人都坐在大拖斗里。三十华里，都是土路，尘土
一轧老深。及至下得车来，我便忍俊不禁：满拖拉机的人无一不满头
满脸满身都是厚厚的黄土。代表们啧有烦言：“好家伙！我们可真是
‘土代表’了。”我们四个人凑到一块儿，他仨各人瞅了我一眼，谁
都不吭一声。好半天才有一位说道：“我们仨本就是‘土记者’，这
下更名副其实了。你不是‘土记者’，这回也跟着‘土’了。”
由于开党代会的缘故，县招待所没有床位。恰好报道组里有位同
志出发，我们就住在他的屋里。天气正冷，脸盆里的水在屋里都结了
冰。报道组长来看我们，说：“天怪冷。明天生个炉子。”我说：“
还行，还行。”第三天他又来了，说：“得生个炉子。不过，这两天
天倒不孬，是吧？”我说：“天不孬，天不孬。”
我们住下以后的第二天上午，一位在报道组临时帮忙的小伙子来
了。他要我们把刚从县委食堂买回的饭票和借来的饭碗给他，他要为
我们送饭。我说，多谢！食堂几步就到，自己去吃就行。他便一脸为
难的神情，说这是领导交办的任务，他如不能完成便可能如何如何，
我理解即说不定就砸了饭碗。我笑着说道，这问题严肃。民以食为天，
食以碗盛焉。既然我们的饭碗交与不交，关系到他那个饭碗的保与不
保，那就恭敬不如从命。“饭票给你，碗也给你。‘粮食会有的，面
包会有的。’”大家都笑了。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左等右等，等到晌
午，他也没来送饭。快到天黑的时候，小伙子才气喘吁吁地跑来，一
进门就检讨：“哎呀！哎呀！我忘了，我忘了！……”
报道组长已一再表示，等哪天他要带我们去他们县的一个景点看
看。“好看吗？”我问。“别的不看，这里得去看看。”“怎么去？”
“借个车。”“那就算了。”“得去！得去！”一天下午，他果然借
来了一部北京吉普，兴高采烈地带我们前往他说的那个景点。出城不
远，来到一个村庄，他说这村是他们县的一个先进典型，不妨顺便参
观参观。我们就下车转了一转。转罢刚想上车，报道组长却又说道：
“……那个地方也真没有什么看头……要不咱不去了？”“怎么又不
去了？”我问。“……这个，这个。”组长看了看西天的太阳，吞吞
吐吐地说，“天不早了，司机不愿意去……”好在，司机还没说不再
拉我们回去，我们便原路返回。
稿子写完了，我们打算向报道组告辞。给我们送饭的小伙子跑来
告诉我们：县委领导同志要见见我们,现在就在办公室里等着。我说，
请你告诉领导，我们表示感谢，我们这就走了。小伙子又说，“我要
不能完成……”我自然又想到他的饭碗，只好跟着他走。来到领导同
志的办公室门前，小伙子先自愣了：铁将军把门！原来，这天是县党
代会选举的日子。据说，因选票统计迟迟出不来结果，领导便没能按
预定的时间与我们见面。我们回到住处，小伙子又已接受了任务：天
黑时带我们再去领导同志那里。我们实在也不想去了。他竟然伸手拉
我的胳膊。我们就只好又去了一趟。
大概是上了公共汽车以后，眼见得送我们的报道组长已经离去，
同行的三位通讯员便议论起来，“从一来就说给生炉子，到咱走也没
有生上……”见我不说话就只是笑，其中一位对我说道：“我们是通
讯员。你可是大记者呀！”意思是我不该也受到这样的接待。我本来
想说，我们是来采访写稿子的呀，已经打扰了人家。但说出口来的却
是：“他们是心有余力不足呀。”“要说这也是实情。”他们三位中
的又一位接口说道，“以后有机会你上我们那里去吧，看我们怎么待
你。至少，决不会让你当‘土’记者。”虽然当时我说，有机会我一
定去他们那里。惜乎终究也不曾去过。
老记者讲述上世纪
70年代的采访经历 □于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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