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在南方参加一个名为“跨世纪批评”的研讨会，有人请客吃早茶，大家正欲狼吞虎咽之际，有主持人带头鼓掌。东道主态度和蔼语重心长：各位都是批评家，批评家也是要欢迎的嘛，我们的建设事业不仅需要表扬，也同样需要批评……我身边的北大教授笑得抖了一手的皮蛋粥。
做文学批评而被误解的遭遇总是难免的。像这种轻松开心的可爱时刻并不多。更多的情形是让你哭笑不得。你不理会他理会，你不管他管，你不想纠缠他偏要纠缠———谁让你批评而不表扬了。
１０年以前，文学批评的主流惯例基本上是作家作品的表扬信兼说明书————慈祥的老前辈常写的是呵护奖状，屡屡收获感激和怀念；一部分成人批评家喜欢用文章交友结盟甚至言情示爱，成功率不高也不低；稍年轻的后生流行以仰视的目光试探的心理表达敬重和拥护，也未必能获得著名作家的认同，说不定更让人家瞧不起。批评家看作家的脸色行事，时间一长，惯性疯长，作家是老虎，作品写的越差劲，屁股越发摸不得。
遥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出现一个著名的“陕军东征”事件，它是这种作家和批评家惯性的主仆关系的极致展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分水岭。所谓惯性的极致，是批评不仅要在本地表扬作品，还要拉起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北京与批评中央军会师，于是各地争相效尤，惯例在心态中不足以表露出耿耿拳拳，还要在行动上展现出轰轰隆隆。所谓分水岭，是终于在过火的捧场表扬场面之下，出现了几种异质性的反应：一是场外的批评开始激烈，对作品的关注不再仅仅是赞颂，更多的是质询和批判，多年不见的争鸣之声借助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产生了愈演愈烈的反弹；二是研讨会的学术严肃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那种惯性关系理解中的批评的短小形象日益昭彰；三是商业性的批评友情出演，借助市场经济规则的初步形成，从此成为文坛中人心知肚明的游戏行为，炒作渐成家常便饭。
最有意味的后果是，酷评开始风行，它变成了有意识有筹划的行为，因为它具有双赢效应，既可以赢得眼有敏锐笔有锋芒和心有良知的美誉，又可给出版商和作者运作来经济利益。新闻记者和作家批评家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共做媒体明星，其乐融融。书商与媒体又成为相当一部分作家批评家的新主，利润分成，互相利用，各得其所。
没什么可悲观的，至少，批评不仅是表扬了。摆脱１０年以前的惯例进而找到批评的正当位置，一直是热爱并从事文学批评的大多数人的追望，既不借义气之名又不意气用事的批评家在今天还是不罕见的。当年王彬彬对“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批评，虽然惹出了不小的风波，但是没有什么势力会封住坚持个人学术观点的批评家之口；洪治纲对“茅盾文学奖”及历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的系列批评和谢有顺的《十部作品，五个问题》由于理据充分，不但没有遭遇太大风险，反而得到了不少鼓励。吴俊对王安忆的“瓶颈期”的分析，上海媒体的“文化新闻”虽然反应慎重，但是并没有什么不可商量的反批评前来施压；李建军对“陕军”的直率批评，可以作为一个样例，陕西当地的舆论看作“博士直谏”，仿佛年轻的批评家天然就是父兄辈作家的臣民，但是他的谈话和文章所引起的“陕西文学大地震”所震荡的决不仅仅限于三秦之地，也许还有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关系认识上的“反封建”的意义。
该表扬的，批评家的表扬应该是辨析式的肯定，而不是表态式的抒情，上述青年批评家的这类文章是他们写作中的多数。如果人们只注意了他们批评了谁谁，一种可能是人们觉得谁谁大概是老虎，一种可能就是人们仍然觉得批评家就该是伺候作家作品的———本来挺安定团结的，怎么偏偏有人捣乱呢？
１９８０年以后的作家被批评意见锤炼得越来越有涵养了，这是应该表扬的———既是作家又经常做文学史家喜欢给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定个高位的权威人士除外。
那位东道主的话说的不错：不仅需要表扬，也同样需要批评。
□ 施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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