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其人
苏童姓童，一位望子成龙、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大号：童中贵。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直到今天仍没多少人知道，大名鼎鼎的苏童有着这么一个“俗气”的名字。这个名字比起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叶兆言来，确实显得没文化：“叶兆言”这名字一看便是写小说的，而“童中贵”更像是一个小职员甚至小市民。于是，“苏童”这个名字出现了：姓童的苏州人。而这个名字的出现，确实让他“贵”了起来：今天不论你在哪儿，只要对象是读过中学的，一定会知道苏童是什么人，甚至我那五岁的儿子都知道，苏童是个“作家”，与马原大爷、洪峰大爷他们是一伙的。尤其是《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苏童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
我是先锋我怕谁
作为一名先锋小说家，苏童近几年已走得太远了些，不再“先锋”了。在一次聊天中，他甚至说他是“先锋的叛徒”。苏童坦言，他一直没有效忠先锋并坚持到底的思想：先锋是一种创作姿态，不论是作家还是别的艺术家，都是因客观而造就的。在文学创作初期，往往以叛逆的姿态出现，它跟文学创作的本质不会有太大的关系。苏童之背叛先锋之心昭然若揭：“没有人会为先锋去写作，就像游泳的目的是到达彼岸，而很少会考虑姿势。先锋不先锋，完全取决于一个作家的内心生活。”
更有甚者，苏童甚至还为自己的背叛先锋找到了更多的理由：“中国当代的先锋只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他们的作品形似外国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是在另外的轨道上缓缓运行，也许注定是无法超越世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悲壮而英勇，带有神圣的殉道色彩。”事实上，他的这个论调被谋子的电影加了注脚：《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角逐奥斯卡金像奖的过程中，显得有些力所不能及。
在随笔集《纸上的美女》一书里，苏童写了这样一份自我鉴定：“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个拘谨、怯懦、无能的人。”的确，苏童常常沉迷于麻将、美女画报、时髦衣服等等“世俗而浅薄的乐趣”之中，没有野心，没有贪欲，也没有艳遇。
除了麻将牌、双抠，苏童“好读书，不求甚解”。但他有一个很可贵的个性，这个“可贵”主要表现在“他是广泛地涉猎，得其精髓，并且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兼食五谷杂粮的平民的位置上，决不做什么拯救思想灵魂的导师，抛头露面、指桑骂槐，他以平静如水的作品帮助我们荡涤衣服上的灰尘，驱散眼睛里的阴翳。”
生活不只是活着
苏童一向认为所谓“深度”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喜欢流行歌曲（是“流行”而不是“通俗”），喜欢穿名牌服装，喜欢在口袋里有几个钱时匆匆忙忙地穿梭于南京大大小小的中式或西式餐馆锻炼自己的胃口。前几年，他还会常常一个人眯着眼睛在大街上闲逛找风景。
妻子魏红最满意的是，苏童有一个几乎男人都厌倦而只有女人才有的习惯：喜欢逛商场、逛百货公司门市；而最令魏红头痛的，不是怕他有外遇，而是苏童对卡拉ＯＫ的热衷以及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没白没黑地打麻将。
在苏童的书架上，你不会见到黑格尔，也找不到康德的影子，他更喜欢读《青年参考》《上海译报》和《扬子晚报》。完全可以说，在苏童的生活里，没有理想主义，没有英雄主义，没有哲学，没有启蒙，没有绿党，也没有《红太阳》一类的歌碟。
南京诗人丁当有一句诗，诗说：“男人有一个隐秘的幻想————妻妾成群”。这句话可以说是苏童创作小说《妻妾成群》的灵感触点，因为这部小说的写作，最初起源是苏童对历史的解构兴趣，也起源于他对中国旧式家庭的窥视心理。有很长一段时间，苏童宿舍的屋顶上一直贴着两幅连他也不知道名字的美国性感女星的黑白照片，那照片中的佳人以她优雅的黑白容颜笼罩了苏童的天空，她每天端详着苏童睡眠的姿势，阅览着苏童从左边翻身到右边又从右边翻到左边的过程，聆听着苏童喃喃的梦呓和做噩梦时发出的恐怖的哭叫。我想，苏童没准哪天睁开睡眼与她对视时，一部小说便在刹那间诞生了。
苏童一直是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在他的求学生涯中，一直担任着班干部，官至班长、团支书。他生有一女，名叫天米，他写作长篇小说《米》，以为纪念，天米现在读高中，出过自己的书；太太大号魏红，苏州人，说一口吴语韵味很浓的普通话，很悦耳。
小说建构的人生
统观苏童的小说，只要稍稍留点儿心便会发现，他作品中到处都有“红”，不论这有何所指，但这个现象很突出，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与这个凄艳的“红”有关：如红菱、颂莲、灵虹、段红等。而他生活周围也“红”得一塌糊涂：妻子叫魏红，余华的妻子叫陈红，格非的妻子叫王方红……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苏童暗示了自己的写作特性：“冬天我和你们一起喝了白酒后打翻一瓶红墨水，在墙上画下我的八位亲人……诗中幻想了我的家族从前的辉煌岁月，幻想了横亘如这血脉的黑红——灾难红。”
与此同时，苏童小说另一大特点也凸现出来：苏童小说的构成，有三大意象群落：是昨日的顽童（背景为城市，由旧城香椿树街延续到都市）；二是还乡者（背景为乡村，以枫杨树为主体）；最后便是红粉（背景为城市，以女性命运为主体）。
而苏童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则决非前两类群落，而是他结集为《妇女乐园》女性系列小说中出现的红粉意象群。但一直被文学界、评论界乃至苏童自己都看好的《罂粟之家》，却至今无人问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兴许是有所谓文化消费指向的问题存在。因为不论是“昨日的顽童”还是“逃亡的还乡者”基本上仍属于“可写”文本范畴的产物，它必须依赖于阅读者的文学修养、人生经验乃至哲学经验才会最终完成，从而焕发出价值的光芒。而“红粉”，它首先是以“可读”来征服读者的，无论是妻妾成群的旧时代景象，还是改造妓女的新时代话题，或多或少总会有非同寻常的社会性意义和民族文化特征，这便在消费文化的可能上，提供了更大的契机。
□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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