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其中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生存，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报告。这些报告，已经让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不堪承受，从而兔死狐悲、惺惺相惜。但是，仿佛是要考验我们精神承受的根本极限，当下中国的文学领域还在陆续发出这样的消息，乌耕的长篇小说《疡》（江苏文艺出版社）就是这样的作品。
“疡”是一种病，是一种溃烂，更是一种无休无止、顽劣难愈的精神折磨。而在小说中，它却是一种具体的病———它是梅毒。而对其有幸领略的，便是秦福禄，这个像鄙人一样执教于某一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老师。一读到乌耕的对于此一行当过犹不及的书写，我的感觉就不光有亲切，有援镜自审的清醒，更是有了自我恶嘲的冲动与快意———哈哈，“当代文学副教授”，与“脏病”，与“梅毒”！不亦快哉，不亦快哉！在《疡》中，病的意义却是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发生溃烂的重要象征。
秦福禄来自乡村，如同《桃李》中的邵景文一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位曾经的诗人。农家子弟的纯朴与当年豪情万丈的理想主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现实中节节败退，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他已没有了当年的激情，但还未能做到麻木不仁地混迹现实甚而至于在俗世中游刃有余、或者是同流合污的地步，因此，他就有不服，有焦虑，也有痛苦。
秦福禄的精神痛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作品中自始至终地伴随于他的性病，二是他和家庭与社会之间分别发生于精神心理和现实层面上的冲突，对于性病的极力治疗和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节节败退恰好呈现为两种逆反的过程。就前者而言，一夜荒唐所莫名其妙感染上的梅毒使其沦陷于恐慌不安的心理危机之中，如果说，其对梅毒的治疗还只是对“身体”溃烂的救治的话，那在后一方面，伴随其“身体”救治的，却是他的精神溃败，以及他对时代精神之溃烂的见证和他在最后的无奈合谋。小说中的秦福禄所面对的，或者说包围、逼迫与裹挟着他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其在商场中节节攀升、屡获成功的妻子。曾被视为净土的学院之中的权力与污浊，家庭内部血亲兄弟间的势利与不义，以及妻子的上司对于他的利用与羞辱，在这之外，当然还有他在发迹了的旧日同学面前所体验到的自卑与不适，特别是其在一场藐视浪漫与纯洁的师生恋中所遭到的失败以及爱情理想的幻灭。如此种种，虽然不意，但却戮力同心地使得秦福禄陷入重围，胁迫着他、利诱着他，使其在回首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同时醒悟到目下的彻底失败。
所以他以《三套车》的悲怆将自己唱成了“一只可怜的老狗”。这样一只“老狗”，一个可怜的儿子、无能的丈夫、苍白的父亲，一个不合时宜的溃烂与失败了的知识分子，当然知道自己何以会沦落至此，何以会在现实与生活的逼迫下如此无力、如此脆弱，这就是他在与生活的冲突之中猛然醒悟的“真理”：“你恪守着什么，什么就是你的软肋”。
有恪守，便有软肋，在生猛强大的现实逻辑面前便就有傻气，有羞辱，当然，更有失败。实际上，有所恪守，便就注定了你只能是一只狗，一尾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而与秦福禄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桑梓由于通观达变，反能在社会中游刃有余，成了现今社会众人歆羡的成功人士。这一形象，显然是当前社会主流价值的充分体现，她与秦福禄的冷战热战，从而也就成了两种观念、两种哲学的严峻冲突。桑梓他们当然是也有原则、也有“恪守”————如果说作品所指出的“混日子”也是一种原则与“恪守”的话。实际上，他们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就是基于本能之上的弱肉强食与生存谋略。所以作品在最后，猛然揭示出桑梓也曾患过梅毒，并没有使我过分地吃惊。先是有桑梓们的溃烂，而溃烂了的他们又是这样的强大、生猛，处于强势性的主流地位，自然才会有秦福禄们的溃烂，而父母们的溃烂，焉又会有孩子们的逃脱？所以作品在结尾，他们又很震惊地发现了自己才上小学的女儿也患有梅毒，虽然残酷，但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我在小说的阅读之中，本来就对他们的女儿充满了忧虑。小说通过“梅毒”这一时代性的新潮疾病、这一内涵丰富的深刻隐喻，终于揭示出时代性的社会溃烂及其所导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以及它的令人忧虑的社会后果即对孩子们的必然侵染，在此意义上，这份关于溃烂的病理报告确实是令人震惊并发人深省的。
□何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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