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被挂在悬崖上，也别挂在都梁的舌头上。
都梁的《血色浪漫》（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先有电视剧的本子，
然后有了小说。一个电视剧的写作者通常会变成“话痨”，他必须铺
张浪费，必须用无穷无尽的声音填充昏昏欲睡的无聊夜晚，必须把世
界简化为“说”和“看”，而不能“想”。所以，当他把他的大说特
说转化为“小说”时，他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比如，在电视剧的“
大说”中可以轻快地滑过的地方，当声音和图像的海水退去，却暴露
出粗糙、荒凉的滩涂，小说要求更丰盛、更深入的感受，小说或文字
对世界的理解更精细、更复杂，小说不仅是饶舌或低语，更是沉默。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小说独特的力量，相信文字永不消失。
但是，《血色浪漫》恰好就是一部“挂在舌头上”的小说。
一个人，从1968年穿越漫长的时间，来到现在，他经历了当代中
国的历史，他始终是时代旋涡边缘上一个特立独行的细节。1968这个
年份是当代中国精神史上隐秘的转折点，对此，我们已经看到食指的
诗，看到朱学勤对“六八年人”的回忆，看到潘婧在那部《抒情时代》
中对“白洋淀”诗派的吟咏，而《血色浪漫》提供了另一种叙述：那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父母曾是高官和将军，他们曾是满怀激情
的红卫兵战士，但是到了1968年，这个群体正在残酷的青春中茫然游
荡，他们穿着从家里的箱子底儿翻出来的将校呢军服，在北京的街头
成群呼啸，他们身怀利器，随时为微不足道的理由大打出手，他们“
拍婆子”，他们看白皮书或灰皮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仪式、礼俗和
黑话，在“革命”的废墟上，一种独特的青少年亚文化悄然形成，他
们是那个时代的周杰伦，但没有人请他们拍广告。
而《血色浪漫》保存了这一切。都梁的叙述态度惊人的正常，他
不忏悔，他不故作伤感，他更不假正经，他的态度是，不管有理无理，
反正我们曾经那样，我们曾经那么笑那么哭那么没心没肺没正形，时
过36年，都梁居然保持着记忆和经验的质朴，这部小说意兴飞扬的那
些段落好像直接出于那嚣张少年之手，而没有历史和时间已经赋予他
的同辈人的老成持重和老谋深算。
在这种质朴的叙事态度中隐含着都梁对于1968年的意义的解说：
那是自由精神的源头，是“在路上”的起点。小说一开始就将1968年
的北京与1968年的巴黎相比，令人不禁疑惑，在北京那些飞扬跋扈不
着调的少年与巴黎那些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大学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慢慢的，我才看出来，在都梁笔下，这是有联系的，而且是一种
确凿的联系，钟跃民此后至今的全部生活都证明了一种桀骜不驯的自
由精神，他拒绝成为“精英”，拒绝成为“成功人士”，他拒绝装孙
子，他拒绝历史为他安排的命运和提供的机会，他拒绝在任何一个地
方、一个社会位置上安居，他一直是一个背叛者，一个离家出走者，
他一直保持选择和放弃的权利和勇气，他决心永远“在路上”。
然而，钟跃民依然是我们的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中国当代小
说中几乎所有“自由者”都有或多或少的《局外人》血缘，他们是不
行动的，他们以不行动确证自由，而钟跃民在行动，他一直在行动，
他足够的强大，以至于他可以主动地向外探索自我的边界，他不认为
自由就是吊着脸子凡人不理，相反，他喜欢这个世界，他热爱生活，
他必须喋喋不休地与人说话，在对话中，他与这个世界保持着有来有
往的紧张关系。因此，我愿意原谅他和都梁精彩的、有时是过度的饶
舌，在这个特例中，当世界被挂在都梁和钟跃民的舌头上时，他们把
舌头变成了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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