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科学的历史上，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成功的合作关系，是十分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没有另外一个相类似的例子。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密切美好而又相互竞争的科学合作，以及他们两人亲密的友谊，终究未能持久，以至于彻底决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人的分手？由江才健撰写的《杨振宁传》（复旦大学出版社与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以翔实的材料对此问题作了探究和披露，本版特节选刊载，以飨读者。
奥本海默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
１９５３年秋杨振宁由日本回来，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停留一年。因为正巧和密尔斯共享一间办公室，后来才会和密尔斯合写了那一篇奠定杨振宁一代物理学大师地位的论文。
１９５４年费米去世了。芝加哥大学费米的位置空了出来，他们于是想再请杨振宁回去。那个时候杨振宁已经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正教授，杨振宁觉得如果去芝加哥的话，应该把李政道也拉去，于是他向芝加哥大学提议同时也聘请李政道，并且要他们给李政道正教授的位子。
结果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去。李政道认识到杨振宁１９５４年和密尔斯所发表那一篇论文的重要性，由于对那一方面的问题也有兴趣，于是在１９５５年开始和杨振宁进行讨论，并且再次合作写了一篇论文。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到１９６２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共合写了３２篇论文，显现出他们两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李政道曾经写过，“杨振宁和我的合作，和当时物理的发展十分契合，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精神。我们的合作紧密而且成果丰硕，是既竞争又和谐。我们共同的工作激发出我们最佳的能力。结果远比我们各自分开来工作的总和要好得多。”
杨振宁也曾经说他和李政道合作是令人羡妒的。
１９５６年他们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造成了科学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
许多人喜欢提到的，是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说的，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认识杨、李的很多物理学家也都推崇他们的合作关系，认为是非常美妙而且了不起的合作。
除了科学合作之外，杨、李两家人也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普林斯顿以及暑假在布鲁克海文都曾经毗邻而居，李政道后来有１９５２年出生的李中清和１９５６年出生的李中汉两个儿子，两家孩子也玩在一起，他们还有一张两家大儿子在一起洗澡的照片。
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许多人都认为，而且他们两人也并没有否认的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２日出现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１９６１年暑假他在日内瓦欧洲粒子物理中心访问，碰巧和李政道成为邻居，伯恩斯坦因为打网球扭伤了脚踝，所以在搭李政道便车时和李政道熟识。那时候李政道已经和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伯恩斯坦在谈话中了解到杨、李合作的许多事情，最后他鼓起勇气向李政道提议，说他要写一篇关于李和杨科学合作的文章，李政道同意了。
杨振宁说他当时就对此事感到十分不妥，因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认识，而和李则是亲密的朋友。他意识到李也许要藉伯恩斯坦的文章来歪曲他和李的关系与合作经过。可是他又无法和李谈此事。结果伯恩斯坦只访问了他一两次，而李则经常和伯恩斯坦接触会谈。
结果伯恩斯坦这一篇叫做“宇称的问题”的文章，刊登在《纽约客》杂志的人物特写栏目中，文章刊出以后，非常的成功。
这篇文章的题目“宇称的问题”，英文的原文“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ｉｔｙ”是有双关的意思。“ｐａｒｉｔｙ”既是物理学中的“宇称”，又是日常语言中的“平等”。在外行人看来，这篇文章的题目变成“平等的问题”。杨振宁说，他不知道取这个双关的题目是李的主意，还是伯恩斯坦的主意。
伯恩斯坦的这一篇文章相当的长，是一篇相当详尽的讨论两个人关系的文章。伯恩斯坦写完在《纽约客》刊登以前，曾经给杨、李一份校样先看一看。
杨振宁说校样的内容当下证实了他的疑心，就是李伙同他的朋友伯恩斯坦要藉此文章来歪曲历史，不得已之下，他给普林斯顿的大家长奥本海默看此校样。奥本海默于是出面说，杨、李的科学合作的内情，不必要公开发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伯恩斯坦已经领了《纽约客》杂志的稿费，而且都花在交女朋友上面，所以文章非发表不可。
根据李政道在他《论文选集》里那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所写的是，“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１题目里，２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以及３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 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我告诉他这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这一次争论以后，杨和李有一次长谈。杨振宁是这样写着，“１９６２年４月１８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次长谈，我们回顾了自１９４６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早期的关系，５０年代初期，１９５６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点，对所有关键的事件都有着相同的记忆。正如同家庭中冲突的和解一样，这是一个感情获得宣泄的历程，我们都感到一种解脱后的畅快。但是这个和解并没有维持下来，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永远分手了。”
杨振宁对于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里面排名的问题，并没有否认。但是他说４月１８日两人的见面长谈，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说不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这是他们友谊的真情流露。
杨振宁打电话给在费城的他们的老朋友凌宁，请凌宁来调解一下。凌宁说他到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待了一两天，但是李政道并不愿意谈，凌宁说他只好无功而返
在４月１８日以后，两人还是继续往来，不过情况有一点紧张，两人对彼此的关系非常敏感。６月里，杨、李两人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访问，共享一间办公室。那个时候正好李政道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李德曼、史瓦兹和史坦伯格三人要发表一篇第二类中微子的实验结果论文，这篇论文中间也提到李和杨的工作，于是李政道跑去和他们三人说，在文章中不可以用“李和杨”，必须要用“杨和李”。
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纷纷，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小气，斤斤计较等等。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
在这一封开头写着“政道”两个中国字的英文信中，杨振宁第一段就说他上星期五得知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史坦伯格，并且坚持要史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慨。
杨振宁接着指责李政道的行为幼稚。然后他写道，“在我们四月份的谈话以后，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的痛苦，我们对于彼此和想法都更加的敏感。我曾经想如果那是有一点不自然和勉力而为的，但至少可以使我们更加的考虑到彼此。”
他写道，“我同时也决定写这封信来让你知道，我永远是直话直说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我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用阴谋的方式去伤害我的敌人，更不要说是我的朋友。”
那个时候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布鲁克海文共享一间办公室，杨振宁说他是把这封写好的信放在李政道的桌子上，就走出去了，当时李政道正好不在。后来杨振宁再走进来的时候，李政道拿着这封信过来问他，说上面的英文字“Ｐｅｒｆｉｄｉｏｕｓ”是什么意思？杨振宁还记得他和李政道讲了其含义以后，回忆起早年他与李政道的关系，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纸篓里。后来李政道还是把这封信从字纸篓里拿出来，他看了以后显然情绪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天李政道的太太秦蕙 过来说，昨天李政道回家的时候神情异常，而且夜里睡得很不好，又有他刚来美国那种夜里睡梦中大叫的问题。
后来杨振宁打电话给在费城的他们的老朋友凌宁，请凌宁来调解一下。凌宁说他到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待了一两天，但是李政道并不愿意谈，凌宁说他只好无功而返。
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的消息传开了以后，他们科学界的好友都甚为震惊。那个时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奥本海默就对两人的决裂不以为然，他甚至以他典型的那种尖锐的说话语气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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