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０年前，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从此，在中国大地上，雷锋和雷锋精神开始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人提出了质疑：“雷锋真的有那么伟大吗？”“雷锋的影响是炒作的结果吧？”面对这样两个冷冰冰的问题，于是我们奔赴辽宁，去拜访那些熟知雷锋宣传雷锋的历史见证人，找寻一个严谨有力的解答。
雷锋不敢不看了，他真改了几个地方，该划掉的划掉，他说这个题目不好，我不要这个模范，划掉。
陈广生是军旅作家，曾任雷锋生前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是雷锋生前的亲密战友。１９６３年与人合作出版《雷锋的故事》一书，是第一部以雷锋为题材的专著。从那时起，写雷锋、讲雷锋几乎成为陈广生生活的全部。他因此被称为播撒雷锋“火种”的人。
拍摄于上世纪６０年代的电影《雷锋》真实地刻画了雷锋在部队中的生活。雷锋为灾区捐款的事情确有其事，但并不是雷锋亲手将慰问信连同１００元钱送到救灾指挥部，而是通过一封信寄到了辽阳市委。这封信至今保留在雷锋纪念馆。而在它旁边就是辽阳市委发到部队来的表扬信。同一时期，连队驻地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雷锋也送去了１００元钱。这样就有了发自和平人民公社的感谢信。看到这两封信，当时的团领导韩万金政委下定决心开始培养雷锋、宣传雷锋。
要理解韩政委这个决定，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全国来说，当时最主要的困难是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老百姓吃不饱饭，军粮供应也不足。身居中南海的毛主席已经不吃肉了，周总理到各地视察也严格规定不吃肉、不吃鱼、不吃短缺食品。在这样一个年代，２００元可称是一笔巨款。
雷锋自己不吃不喝，去支援别人，拿出２００元钱，大家都奇怪，新兵一个月的津贴才６元钱，雷锋哪来那么多钱，但是想想他工作好几年才当兵的，用一句话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就攒了２００元钱，全部奉献出来了。
认准了雷锋这个典型，韩政委开始研究怎样把雷锋的事迹展开宣传，而第一步就是由谁来写一份上报下发的材料。
陈广生回忆说：“我一听挺感兴趣的，虽然不是我的职责，但是一听说要了解了解雷锋，我说我去。到雷锋连队采访两天，和雷锋谈了几次话，到和平人民公社找了党委书记，我记的录，搞了两天材料，大概有万把字，我给材料起个名，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团里领导当时要求很严格，一是一，二是二，不许有水分，这个事情是真的就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要写。为了慎重，我叫雷锋看这个稿子，雷锋看到有‘模范’两字不高兴了：我模范啥，我哪模范，我还是新兵呢，当兵不到一年，这点事都是应该干的，这有啥模范不模范的。我们很严肃地说：“这是首长定的，党委定的，一定要搞好，马虎不得，你好好看。”雷锋不敢不看了，他真改了几个地方，该划掉的划掉，他说这个题目不好，我不要这个模范，划掉。他自己划，他写了两句话：“‘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和雷锋结了不解之缘，就从这两句话开始。”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陈广生，让他觉得眼前这个年轻战士不仅表面上可亲可爱，性格倔强，而且通过改稿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也相当丰富，并且善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实在是不简单。从此，陈广生便萌生了盯住这位年轻战友，设法为他写点什么的想法。后来他写了《向阳坡上长劲苗》。
但这篇作品并没有很快问世，不久，因为参与电影《地雷战》的创作，陈广生离开了抚顺。此时，由于《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这篇材料已经下发上报，雷锋成了全团指战员中的模范人物，团党委决定树立雷锋为全团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号召全团官兵都要像雷锋那样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共同度过了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经济生活遇到的暂时困难。由此，雷锋的名字在全团叫得更响了。
由于与社会的频繁接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雷锋、熟悉雷锋，雷锋的影响已经超出了部队走进地方，但是这毕竟是小范围的影响，真正把雷锋精神推向全国还要依靠其他力量，比如媒体的力量。
就我们初步印象，雷锋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像亲戚一样，像自己家人一样。
在沈阳，两位新闻界前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们就是把雷锋精神从报纸上传播开去的李健羽和佟希文两位老人。二老是当年新华社驻沈阳军区的军事记者。
他们两个回忆道：“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份，有一天《前进报》的总编辑嵇炳前，也是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副部长，就是管我们的，给我们打电话，说到他那儿有事情，我们就去了，去了后他向我们交代一件事情，说最近报社收到了一篇自由来稿，说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有一个辽阳来的战士叫雷锋，说辽阳那年发生大水灾，他就自己拿出１００元钱，救援灾区，这个事情很不简单，总编辑说这个事里面可能有点挖头，你们做些准备。”
机会很快就来了，从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那里听说雷锋要到沈阳师范学院来做忆苦思甜的报告，这不正是一个现场采访的好机会吗？
“我们的采访就这么从听报告开始的。雷锋一进来，大家出于礼貌都站起来欢迎，他从中间的道路进去，个儿比较矮，所以有些大学生站在凳子上看他，但是他一走到讲台上，一开始发言，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把大家镇住了。一个是他的形象，个儿虽然不高但很英俊，很潇洒，看来也很朴素。另外，他看起来是很沉稳的一个年轻人。开始一句话我们还记得，是这样说的：‘领导，老师，同学们，我不是来给大家做报告的，我要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当兵的。’他这一讲就不一般。”
雷锋果然是从怎样当兵开始讲的，将当初报名参军由于不符合条件，就做了一些小动作，比如为了增加体重加大饭量，为了凑身高踮起了脚后跟，后来说到缠着征兵干部讲自己的苦难家史，引起全场一片哭声。
“讲得很简练很清楚，一下子把自己勾出来了，也把我们心里面装明白了，这个战士果然是不一般的战士。报告完了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物很值得一写，我们就急不可待地跑到机关找到嵇炳前同志，把初步的感想说了一下。他说你们准备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典型。所以我们老说嵇炳前同志对宣传雷锋是功不可没的。我们回到分社，向鲁蛮老社长汇报了这件事情，他的话很简单，他说你把工作都放下，就抓这个人，抓这个典型。”
两天后，我们和雷锋一起登上了回抚顺的火车，打算去雷锋的连队了解更多的情况，在车上边走边交谈着。可是不大好谈下去，因为一会儿过来一个少先队员，行礼问候雷锋叔叔好，过一会儿过来老红军问雷锋哪去了，很多人都熟悉他，后来车长就给我们解释说：“这是你们在跟他谈话，不然的话，雷锋早闲不住了，不是打扫卫生，就是给旅客倒水，再不一到哪个站，他就扶人下车，扶人上车。所以这里的人都熟悉他。”就我们初步印象，雷锋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像亲戚一样，像自己家人一样。
这不是原来已经计划好的，学习雷锋的活动收不住了，对雷锋的报道收不住了。
正如影片所反映到的，在当时，雷锋的想法和做法并非得到了战友们的完全理解，李健羽、佟希文两位记者来到连队进行采访的时候，在不绝于耳的赞誉声中，他们也听到了不同意见：
“有人说他是为了出风头，这是不同看法。熄灯号吹过以后，大家都就寝了，他仍在灯底下看书，我们听了故事都很感动的，但也有一种看法，说他不遵守条令。比方，他经常帮厨，很体会炊事班的苦累，因为他跟地方的工人师傅都很熟了，就商量怎么给炊事班搞个电动切菜机，果然工人师傅很帮忙，一起研究，大概在接近成功的时候，赶上礼拜天，他又去进一步研究，他请了假，中午应该回来的，没回来，到晚上了，点名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受了批评，那是很严厉的。两种意见争得厉害，有人说明明是做好事却被批评，另一种人说他有什么特殊，一样得批评。”
而团政委韩万金同志对雷锋看得更透彻，针对各种非议，他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做好事可就难了，雷锋做好事，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看见别人有困难就帮，看到国家有困难就上！”韩政委的话，为两位记者打开了脑筋。
“我们在那里的时间，前后不到三天。材料是不少的，就是怎么写。写的时候，昼夜兼程，你不写你也受不了，因为实在感动。李健羽同志一面写一面流泪。正好稿子快写成的时候，雷锋１１月８日入了党，导语里，就讲了一下。我们那时候起的名字，不是见报后的名字，叫‘党的好后生’。”
通讯稿首先送嵇炳前总编审阅，后来又转给军区副政委杜平同志，杜平政委把文章标题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稿子发了以后，震动不小，很快发起向雷锋学习的行动，紧接着军区也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所以雷锋一下子就在军区范围内是个响亮的名字了，是个响亮的典型了。那稿子后来也发给解放军报，更主要的是发给新华社，新华社发了通稿。这不是原来已经计划好的，学习雷锋的活动收不住了，对雷锋的报道收不住了。
我没别的心情，就是想好好干，做点实际事，报答党对我的抚育之恩，没别的事，就这么简单。
陈广生老人如今关于雷锋的著作，已经出版了１１本之多，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劲苗》后来改编成《雷锋的故事》，这是全国第一部完整介绍雷锋生平事迹的专著。但是，关于这部作品的出版经过，对于陈老来说，却是一段伤感的往事：
“《向阳坡》当时没发表，到北京工作一年回来后，我们政委就说，你的文章得想办法发出去，但你在外工作一年多，你知道一年多雷锋啥样？你现在别干工作了，我建议你到雷锋班去，再生活几天，你把这一年来雷锋是怎么当的班长，怎么成为抚顺市的人民代表，怎么受到抚顺共青团优秀辅导员的奖励，怎么参加军区首届设备代表会议的这些事，都补充到里面，给部队做个读物。”
陈广生听从领导的安排，去找雷锋。当时雷锋在铁岭单独带着一个班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带着五辆车、十几个战士组成的加强班，为施工部队拉粮拉菜，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由于工作特别忙，陈广生去了几次都扑了空。有一天，终于赶上雷锋和乔安山要出车执行任务，他跑了过去。
陈广生回忆道：“我抓到车门敲敲窗，跟雷锋出趟车，我坐上了副驾驶，从山区到市里的路特别不好，山区都是盘山路，雷锋小心翼翼开车，也不说话，我就把我的意思说了，我说你把这一年的事给我说说。他不吱声，走到平路上，走到很宽的路上，他说主任别再写了，别再写了，我都怕了。我说你怕啥。他说你瞅瞅现在出名以后，军队地方谁一开会，就要去陪会，坐在主席台上，成一景了，你看我领了一个班，也不是我一个人，我手下十来个人呢，五六台车，你看看这路，万一哪个战士我管理不善，哪台车子一翻出事了，你看我还先进不先进，我真怕了，我提心吊胆，你说我干点事，我干啥了，你写了一大篇子，我干了别人没干吗，不都干了吗，你看看把我的照片也登在报上，把日记也偷去了。他说主任我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出什么名，有啥名可出，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不是共产党救了我，我早死了，能活到现在吗，我没别的心情，就是想好好干，做点实际事，报答党对我的抚育之恩，没别的事，就这么简单。我也没话说了，后来我就没写了，我说算了，人家都说不愿意我写了。政委说不行，他不愿意写他自己，我做党委书记我不能这样，我认准了，这个事就得宣传，有的人想出名却出不了名，他不出名是我的责任。我就按照这个指示，到营口写这个报告文学，改了一半接到电话雷锋牺牲了……”
陈广生沉痛地回忆：“一个战士，在区政府的礼堂里开追悼大会，军区有花圈，市里有花圈，市里领导干部还要出席，人装不下呀，没请那么多人，院子里却满了，临时不得不设一个喇叭在树上，但你只能管院子里头，街上都满了，老百姓自己扎白花。万人空巷。”……
（作者郑晓寒，摘自《传记文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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