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玉堂曾在本报连载过缩写本的长篇小说《尴尬大全》，于《大家》２００３年第五期发表后，在评论及读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评论家称该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种种病相的文学报告”，是对乡土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尴尬境遇的一次全面彻底的考察，有着行云流水的节奏和速度，还有那横逸斜出、妙趣纷呈的小细节和小诡诈，而其语言更是欢乐、仁厚，一派乐天知命的明亮、安详，是最有理由值得一看的佳作。值此云南人民出版社《大家文库》推出单行本之际，本报记者就该书及有关文学的话题访问了他，下面是访谈的部分内容。
您为什么把小说定名为《尴尬大全》？
答：尴尬其实是一切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没有谁不遭遇尴尬。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尴尬，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无奈。家庭主妇在菜市场上跟小贩讨价还价不觉得尴尬，若是一位大学教授在那里为一分钱争得脸红脖子粗，而此时他的一位女弟子过来跟他打招呼，他差不多就会尴尬一下。也如鲁迅先生所说，阿Ｑ蹲在路边拿虱子，且将其放到嘴里咬得啪啪响是一种乐趣，若让鲁四老爷也在那里拿虱子，并跟小Ｄ争执谁咬得更响，那他就要尴尬。总之是你无法逃脱或躲避。尴尬的品种门类繁多，无处不在，你躲避了老尴尬，还有新的尴尬在等着你，像民间流行的“四大窝囊”、“四大傻”、“四种不被重用的原因”等等的段子，就都是新的尴尬，你遭遇不完。因为是专写文化人儿尴尬的故事，即将其定成“大全”了。说大全也不一定就全了，字典、辞海什么的全不全？但为什么还要翻来覆去地修定或增定？全与不全都是相对的，《尴尬大全》也是这个意思。
有人说，《尴尬大全》真正的魅力来自它的语言：沂蒙山区的方言，它在您的笔下如此欢乐、仁厚，一派乐天知命的明亮、安详，如此欢乐仁厚的语言是不是特别有助于过滤掉我们经验中深微的隐痛？您是怎么想到要这样写的呢？
答：这恰恰是我有意发挥张扬的东西，读者能感受得到，我便高兴。沂蒙山的方言，确实是欢乐仁厚、明亮安详的，同时也是以苦为乐、装腔作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可以化严厉为轻松，化痛苦为欢乐，并永远自我感觉良好。
我之所以这么写，也有一个过程。多年前，我写过一个叫做《县城意识》的中篇小说，觉得还有好多故事及意思没表达完，遂想将那个中篇扩展成长篇。待写到五六万字的时候，一位评论家朋友从国外讲学回来，他告诉我在国外看中国文学及作家与在国内看两股劲儿，一出国，还能想起来的都是那些最有特色的作家及作品了。所以一个成熟与成功的作家，无论如何都要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个性或特色的东西，哪怕过一点，恣肆张扬一点也不要紧。我都甚以为然。而我的优势在哪里？在于我浓郁的乡土情怀，民间话语的立场及自然幽默的语言。而我最信得过、最自得其乐的便是我的语言，我不能保证我的作品思想有多深刻，故事有多精彩，但起码会让你享受到阅读的快感。你咬着牙硬是不看那我没办法，可只要你一看，就会让你放不下。为此，我改弦更张，写成了这个有利于发挥我语言优势的关于文化人儿尴尬的小说。
有关这本书，我曾说过要写得它好看、好玩儿，要让它有意思，其中多半也是靠了我的语言。
在《尴》文中您塑造了一群生活在县城里的知识分子，展现了他们生活的一些侧面，您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最劣根的缺点又是什么？
答：我脑子里的文化人儿跟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概念，而他们只属于一个大范畴，就像小说跟曲艺虽然可以统称为文艺作品，但它们的质地不同，差别甚大。
要说当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质，我说中国人的优秀品质诸如忧国忧民、兢兢业业、洁身自好等等的，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因为现在知识分子的范畴太宽泛了，你随便往大街上扔一块石头，都可能砸着十个八个的知识分子。它跟工人、农民还不一样，它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现在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你就好像归纳工人、农民的优秀品质一样，去归纳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它最劣根的缺点也一样，你说知识分子面对商品大潮往往手足无措呢，而另一帮知识分子恰恰就是商品大潮的弄潮儿，在那里如鱼得水，领风气之先；你说知识分子又馋又懒，自命清高而又趋炎附势、攀高结贵，喜欢拿大官吓唬人，逮着机会就与腐败分子沆瀣一气为虎作伥、诱人犯罪，一旦事情败露又落井下石呢，而另一帮知识分子又可能是写反腐题材的好手、高手，甚至屡得主旋律方面的大大小小的奖；你说知识分子喜欢负责，一有机会就在那里毛遂自荐呢，而最喜欢当毛遂甚至贿选的恰恰又是职务相对低一点的官员，那些连团小组长都没干过的平头知识分子，一般也想不起要自荐个什么职务。
您素来被评论界以“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所推崇，虽说“原汁原味”的东西会让人回味无穷，但随着科技及网络的普及，农村也越来越城市化，您觉得您的创作道路会有光明的前景吗？
答：乡土小说在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是常读常新、魅力长存的。只要真实地表现出现实生活及生活情趣的小说，就不会被抛弃。将乡土小说理解为比较“土”的小说，或者干脆就是写乡村的小说，我认为也是一种误解。
我倒觉得生活越是现代化，农村越是城市化，新乡土小说就会越珍贵，前景就越光明。你再现代化，若让中国人都吃西餐，也还是不现实。永远都会有喝咖啡的，也有喝茶的。再说，乡土中国要变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都消失了，哪怕只是唱一曲挽歌，也是有意义的。
更何况“原汁原味”，并非只是原汁原味地反映旧的、土的、传统的东西，它也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现代生活的情趣，诸如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与磨擦等等。
我说过，乡土小说不必自卑，不必妄自菲薄，能吃掉乡土小说的“狼”似乎还没出现，更没有来。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不必大惊小怪，自己吓唬自己。
搞了这么多年创作，您最感到兴奋的是什么时刻，最痛苦的呢？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好吗？
答：孙犁先生说写作是他最好的休息。汪曾祺先生也说，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我也觉得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像我这种不会深刻又自得其乐的写法，连同选材的内容、切入的角度，具体写作起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相反，我于写作的过程中经常会笑出声来；每遇佳句，还会自我表扬上一番，我怎么这么会写呢！它令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劳动的美丽与愉快。
我乃农民一个，我最感兴奋的时候，当然是丰收在望的时候。那是一种欣赏劳动成果的喜悦，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那是什么概念？那是比收获之后还要让人感奋得多的时刻呀！收割了，望着一大片麦茬儿地，反让人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空虚或失落。当然，这只是一个瞬间，你老在那里欣赏劳动成果而不收获也不行。你看着那绿盈盈又鲜又嫩的韭菜美得不行，在那里欣赏起来没完而不舍得收割，不出三天成柴草了，不值钱了。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构思得差不多了却又心里没底的时候。像前边提到的，我写那五六万字的时候，心里就很没底，写得也不顺。我若心里很有数，手上也顺，人家提再好的意见我也不会轻易地改弦更张，那可能是我下一部东西。而我构思的时间又往往很长……
山东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大省，您作为作协副主席，如何看待本省作家群的创作状态及其在全国的位置？
答：一提山东的文学创作，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厚重有余，而灵巧不足；或者山东作家比较保守，不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等等。我自己有时也这么认为，但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不对了，山东作家的现代性或先锋性并不差呀！从表面上看，山东作家不太有多少外在的花式或花招，但现代意识不是用几个倒装句或夹杂几句英文就能表现的，那充其量是皮毛地生搬硬套，是技术化或表面化，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化为自己的东西，山东作家恰恰善于将现代意识或先锋性与独创性相结合，尔后水乳交融不显山不露水地将其表现出来。可以列举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如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海迪的《绝顶》等，中短篇小说就更多。我特别指出山东文学创作的先锋性，不是跟谁较劲，而是实话实说，当然也有助于认识山东整体创作的特点，提高我们的自信心。
至于它的厚重、大气，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多年前，主持《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曾跟我说，从编辑的角度看，《上海文学》更喜欢北方作家轻松一点的作品，南方作家厚重一些的东西，而山东作家是最让人信得过、靠得住的。排除感情的因素，他的这番话还是客观地反映了山东文学创作在全国的分量及位置。
但山东文坛的声音比较小也是事实。历史与人文环境的原因，同样成就的作家，在外省要比在山东名声大、响，就像我们还不知道某歌星唱过什么歌，只知道他打人骂人、偷税漏税，但仍觉得他十分活跃一样。
相形之下，我们文学上的活动确实也不如外省多，不如人家活跃、热闹，有一点活动也缺少传达，便显得比较沉闷了。这又与作家本身无关，那是文学创作组织者们的事了。
———这当然是我的一家之言。
目前文坛上有种说法，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容易出道、出彩，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性别优势吧。您如何看呢？您又如何看待目前图书市场上贩卖私情的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呢？
答：对作家而言，写作的最终意义是为了内心表达，在这个层面上，女性独具的想像力和细致的情感体验有时更容易营造一种语言环境。所以就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叙事方式，女性的文字相对较为轻松，这种特征符合时下图书市场的方向追求语境和浅阅读。
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容易出道、出彩，更多时候是依据作品的市场表现。简单点儿说，就是书卖得好。但我们同样不能回避一个现实，现在的读者在一种奇怪力量的驱使下，有时对作品的兴趣反不及对女作家本身的兴趣。在这种导向下，商业运作者特别喜欢在宣传中更多地突出性别身份，这种手法也容易让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作品。
不论你有没有这种意识，当我们探讨文学现象的时候，一旦这个话题被定语“女”作为前提的时候，许多东西往往就离开了一个单纯作家身份下的单纯写作状态，原本不属于文学上的意义便开始掺杂其间。
我是个“好作品主义者”，一个写作者只能用作品说话，无论你是男是女、是美是丑都无关紧要，所以我一直对“美女作家”这样的提法不以为然。
“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大概来自于媒体及评论家甚至个别女性作家的自我炒作，虽然不十分准确，但还是起到了一个标签的作用，至少能让人们一下子就明白，它指的究竟是哪一类文字。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此类作品尽管也在试图表现我们生活中一直不被重视的精神世界，表现一种人与社会疏离的状态，可不知为什么，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只见“身体不见写作”，极端的个人体验变成了维系作品结构的惟一方法。于是写作变成了自渎行为。 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靠形式诡异或内容隐秘而赢取地位的，作家都希望书能卖得好，需要表达自己，但不可以把自己作为一种对读者的诱惑。即使是再自我的意志表达也必须依附于社会公众承受力的宽容。否则我们将无法区分什么是美好的体验，什么是包装过的色情。
身体经验是一根导火索，它和我们内心业已存在的感触一道，能够引爆作品无尽的想象和思考。前提是，符合人们的审美经验。否则，这种写作呈现的就只能是一种廉价的身体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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