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中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和考古学家。巴
金与郑振铎相识于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巴金有诗和散文发表在郑振
铎为上海《时事新报》编辑的《文学旬
刊》上，他们之间因此有了书信往来。上个世纪30年代，两人还
曾一起编辑过文学刊物《文学季刊》。
巴金将郑振铎尊为介绍自己进入文艺界的前辈和挚友。1958年郑
振铎在出国访问时
因飞机失事而逝世，当时的巴金为一家报社写了一篇哀悼郑的文
章。在此后的40年中，巴老一直为当年匆就的纪念文章而深感内疚，
自觉侮辱了朋友。
1989年，在完成《随想录》和《怀念从文》后，巴老计划继续写
作一组类似的散文，回忆亲朋好友。随后，巴老立马提笔写作《怀念
振铎》，但完成2000多字后，写作因故搁置。
1998年巴老过完生日后，自感身体日渐虚弱，便主动提起修改和
续写《怀念振铎》。巴老口述，其女李小林记录，陆续完成了4000余
字。在1999年初，巴老因病情危重导致呼吸衰竭，不得不做气管切开
手术，从此无法言语，《怀念振铎》因此也无法完成。
这篇未完成的《怀念振铎》共4000余字，分为六个部分。巴老在
该文中说出自己对朋友的无限怀念和忏悔，也尽力地刻画出他心中真
实的友人的形象。
一九五八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
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
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
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
法，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
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
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
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
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
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
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
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
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
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
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
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
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
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
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
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
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
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
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
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
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
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
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
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
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
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
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
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
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
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
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
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
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
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
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
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
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
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
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一九二二————二三），深
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
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
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
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
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
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
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
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
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
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
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
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
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
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
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
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
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
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
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
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
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
《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
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
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做声，
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
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
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
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
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
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
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
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
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
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
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过去，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有
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
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我看一个作家更重
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
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写
了若干年的文章，论别人，也讲自己，好像有了一点心得，最要紧的
就是：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话是为了做才说的。
了解这些，花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
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
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
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
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
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回顾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
些好处，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
失误，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这是内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
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过。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但十七年中
间发生了变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
上面刻上奇形怪状，反而以丑为美。再发展下去，便是残害人类的十
年，将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
人生活。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
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
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
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
“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
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
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
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
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
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
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
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
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才有
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
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
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
魂的效果。
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文革”。
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许多人，
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努力学习别人
的长处，我绝不忘记。
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
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
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
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
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
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
我一片模糊。
……
（未完稿）
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续写。
文／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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