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秋千架上的童年，
截然两种人生旅途，
请看——
张爱玲惟一的弟弟回忆姐弟身世，家庭变故，人世沧桑……
我母亲思想开明，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２６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却不保守。母亲对父亲的堕落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１９２４年夏天，我母亲２８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姊姊在《童言无忌》里说：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４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姊姊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姊姊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姊姊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姊姊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姊姊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姊姊一个，我也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
姊姊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地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姊姊在《私语》里的这段描写，如今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从小在姊姊心目中的分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地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姊姊描写的那般，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姊姊并未写我们搬离天津的真相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６年。１９２８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姊姊８岁，我７岁。
关于我们搬回上海的原因，姊姊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虽然姊姊后来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１９２７年１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去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惟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１９２８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办离婚手续时，母亲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姊姊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
１０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姊姊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亲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１９３４年，姊姊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利亚女中那么高级。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１９３７年夏天，姊姊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１９３６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姊姊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姊姊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后来姊姊回家来了。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姊姊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休。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姊姊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我姊姊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何干偷偷打电话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姊姊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姊姊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甘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我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发誓说：
“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姊姊走出门。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作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姊姊后来在《私语》里把她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我父亲帮她打针医治。
原来何干见我姊姊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姊姊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示我父亲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姊姊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姊姊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写出姊姊漏写的这一段，并不是为我父亲辩白：事实上他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得不采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给我父亲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没有何干这个关键性建言，中国的文坛也许就没有“张爱玲”了。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为逃走作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１９３８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姊姊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当，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样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过没多久，姊姊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发表。
我父亲一直是订阅英文《大美晚报》的，自然看到了这篇我姊姊的控诉。他为此又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了也无可奈何，到底我姊姊的文章已经发表了！１９４４年我姊姊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我父亲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我姊姊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姊姊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姊姊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５美元。我姊姊发奋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１９３９年才改入香港大学。
母亲碍于离婚协议，她不能带我姊姊出国。１９３６年她回上海争取我姊姊到英国读书，一方面是为我姊姊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姊姊带在身边。这个希望后来破灭了。
以前母亲回国来，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１９３８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地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姊姊，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地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１９４８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到１４平方米的小屋住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把姊姊也接过来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的见面，竟是永诀！
１９３８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１９４８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摘自《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出版）□张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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