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善明（以下简称“黄”）：吴老师，前两天我在书店里买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您主编的《２００２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和《２００２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两本书，这两本书设计、印制的精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所选作品我也很喜欢。但这些我喜欢的作品是否就对得住“经典”这个书名，我有一些疑惑。
　　吴义勤（以下简称“吴”）：你这么快就买到了？我是前几天才拿到样书的。这套书确实印得很有品位，我也很喜欢。关于“经典”问题，我想肯定会有争论和不同看法，我在“前言”里已经陈述了一些。你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敞开来讨论。不要客气，我希望你提尖锐的问题。
　　黄：好。

　　一、什么是“经典”？

　　黄：吴老师，您在前言里也说了“经典”是“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很显然，一部作品是否够得上“伟大”和“震撼人心”是需要经过时间和一代代读者的检验的，个人来命名“经典”是不是太冒险了？
　　吴：确实有些冒险，但我愿意冒这个险。你注意到没有，当我说“经典”是“伟大的”“震撼人心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它并不能作为对“经典”的定义。我相信，对不同的读者来说，什么是“伟大”，什么是“震撼人心”，不同人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一部被所有人都认可的“经典”。而这也意味着，“经典”其实是相对的。当然，说“经典”是相对的，并不是说人们对文学就没有共同的认知标准，也不是要提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而是要反对把“经典”绝对化、神圣化、神秘化的倾向。这些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倾向的危害。它事实上已经某种程度上成了菲薄当下的一个借口。
　　黄：那您这不是在解构我们长期以来对“经典”的想像与期待吗？
　　吴：可以这么说吧。我想，我的目的更恰当地说是在“解放”“经典”这个词，是在为它“去蔽”或“正名”，是让它更自然地进入文学史，是赋予“经典”更多的可能性的内涵。我觉得，这个“解放”对作家来说是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它能增强作家的文学信心，增强他的“经典意识”；另一方面，也增强他们对当代文学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了推卸责任的退路，无法再用“为下个世纪的读者写作”之类的大话来骗人。而对文学史来说，这也同样非常重要，它不但会有助于摒弃长期以来对于文学的绝对化、极端化思维，而且有助于营构一个良性、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并真正促成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因为，毕竟以一种文学“样板”压制其他文学形态的记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少见的。

　　二、“经典”可以由个人命名吗？

　　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您觉得“经典”可以由个人命名吗？联系到现在市面上风行的“最佳小说”、“年度小说”、“排行榜”之类的出版物，您是不是觉得这会造成相当的混乱？
　　吴：我理解你的疑虑。但是我要说，“经典”其实就是由个人命名的。我承认“时间”对于“经典”确立的重要意义，但是“时间”本身并不会说话，它的代言人还是个人。我也相信，“经典”应该得到人类大多数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并不是以投票或选举的方式实现的，相反，更多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人的声音得到了同代人或后代人的心灵呼应与认可。
　　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来命名“经典”的话，那么会不会造成“经典”的泛滥，或死亡？在“经典”问题上，还能存在共识吗？
　　吴：这是一个假定性的问题。事实上你也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来命名“经典”。就拿目前的各种选本来说，我觉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每年只有一个选本，那么这个选本的权威根本无须验证就能先天地被确立，这极容易造成文学评价上的专制和垄断。这样的“经典”才是可疑的。而一旦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本，那么“权威”的确立就需要经过多种层面的检验。此时，被筛选出的“经典”当然就更令人可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多的人来命名经典，来参与“经典”的筛选，不但不会造成“经典”的死亡或泛滥，反而会赋予“经典”真正的生命与活力。
　　黄：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您所讲的“命名”“经典”实际上就是要发挥个体对于文学的主体性？
　　吴：对。我觉得“经典”不单纯是属于文学史的事情，也不是某几个权威批评家的事情。我之所以提倡经典命名的个人化实际上是要求读者不要放弃对文学史的责任，不要把对于文学的判断、选择的权利交给别人，比如某些评论家。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可我的判断，我觉得即使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们对文学的判断也还是由几个批评家说了算的，谁好，谁伟大，读者完全是被动的。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文学史的真正主人应该是广大读者，我们要把权力还给读者，我们应取消某些批评家的“特权”。因为，在文学面前，每一个个体的精力和阅读范围都是有限的，只有更多的人参与，才能以“互补”的方式更准确地揭示一个时代文学的真相。
　　黄：问一个冒昧的问题：您１９９７年前后曾对谢冕先生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提出质疑，这与你现在的经典编选是不是有矛盾？
　　吴：我不觉得有什么矛盾。我当时质疑的是谢冕先生对有些作品取舍的标准，并不是否定他的编选本身。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对经典的编选总是有局限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工作，或者有更多的不同版本，遗憾肯定就会少一些。

　　三、“当代”经典是可靠的吗？

　　黄：按照通常的理解，同代人是不可以确立同时代的文学“经典”的，甚至同代人写当代文学史的资格都没有。理由很简单，没有距离，没有沉淀，没有过滤，再加上情感的、意识形态的因素的影响，同代人无法理性、客观、准确地把握同时代的文学。而您现在竟然为当年度的小说评选“经典”，您不感到压力吗？
　　吴：压力来自于误解。我承认，我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我这里的“经典”已经不是那个神秘化、神圣化的“经典”了，而是一个日常化的“经典”。我进行年度“经典”筛选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与我的当代文学的评论与教学实践有关。我感到，现在的读者对当代文学相当隔膜，包括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都普遍跟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他们不读作品，甚至都不知道每一年中国文学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放弃了对于文学的主动性与主体性，不仅放弃了对文学的评判选择权利，甚至连阅读的权利也放弃了，只能听命于某些批评家或媒体对文学的“言说”，这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是相当可悲的。我编选年度“经典”就是为了发出一种尖锐的声音，以防止某些权威对文学评判的垄断化和专制，并呼唤读者进入文学的现场。另一方面，我对年度“经典”的编选也有我的自信，在我看来，亲历者的感受、体验永远是最真实的、最可信的，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时代文学作品的“考古”式研究会比我们当下的现场研究更可靠、更可信。因此。我觉得，与其把对“经典”命名的工作交给后人去“考古发掘”，还不如由自己承担更踏实。
　　黄：您是否会担心您选的“经典”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淘汰呢？
　　吴：这个我不担心。我的“经典”本来就不是绝对化的，它代表的是我对于当下文学的一种判断，它是一份现场的文学记录和文学档案。在后代人那里，在时间那里，它可能会永恒，也可能会消失。但是，这已经与“现在”的它没有关系了。
　　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