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史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和轻视当代，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的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我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共识，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们计划每年编选一本“中篇小说经典”和“短篇小说经典”并以存目的方式附录“长篇小说经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此为《２００２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和《２００２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总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