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５日，一个惊人的消息闪电般传遍巴黎，几乎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同时宣布：年仅５８岁的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福柯逝世了。当天晚上，他的姐姐弗兰妮和他生前的同性恋男友德菲尔一起前往医院办理有关手续，看到福柯的病历上写着：艾滋病。
于是，福柯死于艾滋病的传闻不胫而走。尽管法国的《解放报》立即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为福柯“辟谣”，但是，所谓的“谣言”恰恰是铁的事实。福柯带着这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很不干净”的病症，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以至于他的《性史》第四卷《肉体的忏悔》尚未完成。
在西方的知识界，福柯一直被视为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位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位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位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一位要把生活本身塑造成美学的美学家。这种“福柯之谜”的产生，不仅源于福柯思想的离经叛道和难以归类，而且还源于他在个人生活上的云谲波诡——他既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吸毒者，又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同性恋者——而这一切，都被“现代科学”视为“反常”和“变态”，因此也使福柯的形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其实，福柯之所以能成为福柯，之所以能在历史、疯癫、刑法制度、医学和性欲中发现并创建自己独特的权力理论，也正是由于他那反常态的生活姿态为他提供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精神视点。福柯自始至终都在迷恋着一种“极限体验”——在极限状态中体验生命的快感，在极限过程中考验精神的承受力，在极限境域中思考人的存在本质。“从自我不是给定的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只有一种可行的结果：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因此，从供职于法兰西学院开始，福柯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主义哲学家——他将自己的全部激情都投置在权力与性这两件事中，并将它们视为“极限体验”的重要生存方式。因此，当时的法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两个福柯，一个上街游行，一个出席学院的会议。
福柯染上艾滋病，被怀疑是他在１９７５年加州之行“极限体验”的恶果。当时，福柯对艾滋病很不以为然，相反，还充满了某种刺激性的冒险想法。他说，这个世界，权力游戏，真理游戏，这些本身就是危险的。但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是你所拥有的。有谁会害怕艾滋病？你明天可能会被汽车撞倒。甚至过马路都是危险的。在《性史》中，他甚至认为：“性的事业，包括性自由、人们对性的认识和谈论性的权利，完全正当地与庄严的政治事业联系在一起；因为，性也属于未来……如果性受到压抑，即性遭到禁止、被剥夺了存在权与发言权，那么谈论性受到压制这种行为本身就近乎非法。于是，谁谈论性，谁就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权力的束缚，动摇了法律，就或多或少超前享受了未来的自由。”
没想到，此言一语成谶。福柯很快便真正地意识到了艾滋病的威胁，也意识到了他对“未来的自由”进行超前预支的代价。１９８３年，玩尽了大半辈子“极限体验”的福柯，终于被发作了的艾滋病病毒送进了医院。尽管医生并没有告诉他真相，但天生敏感的他马上就意识到了生命的终点将至。为了不影响《性史》的写作，他开始与死亡进行越野赛跑——他不断地将所有计划提前实施，包括一些演讲。可惜的是，他使尽了毕生力气，想与死亡也来一次“极限体验”，结果还是没能跑过死亡，人类从此也就无法读到一部完整的《性史》了。
□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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