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精神几乎接近崩溃的原弗莱堡大学校长、著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神情沮丧地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有关他在纳粹期间所作所为的总结报告。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海德格尔最终被剥夺了在大学授课的权利，并取消了名誉教授的头衔。从根本上说，他的教授生涯也就从此结束了。
有关海德格尔献身于纳粹运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现代德国大学体系的“全体一致”（纳粹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委婉用语）实现时，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的职责几乎就是“比国王更加忠诚于保皇党”——这里的国王就是希特勒。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０日，海德格尔在给希特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说：“我诚挚地要求您推迟计划好的德国大学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直到该联盟的领导人实现了非常必要的全体一致。”在同年７月１２日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又向教育部长保证，他完全支持关于在公共服务行业中清除犹太人的条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清洗”行动。
海德格尔的这些行为，虽然与他的种族主义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也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奥托·波格勒曾说：“海德格尔坠入某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之中，这决非偶然，正是通过其思想明确的导向而体现出来的”。哈贝马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海德格尔１９３３年校长就职演说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种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而是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人们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却逐渐与某些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
我无意于在此讨论海德格尔的哲学，实际上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我只想说，作为一个严谨的知识分子，当他的思想体系与现实权力发生紧密的勾连时，他所要努力的，已不是如何通过对这种权力形式的积极推崇，来证明自己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了，而是要以更加警惕的姿态，审视这种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人类生存在普遍意义的积极作用。海德格尔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在于，他对自身的哲学发现太自信了，以至于要情不自禁地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权力地位，将自己的理论作为纳粹帝国的精神注释。应该说，在１９３３年以前，海德格尔还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但是当他一爬上大学校长的位置，便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受，特别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某些思想与纳粹帝国的价值体系产生共振时，便自觉地使自己沦为纳粹帝国的权力工具。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悲。
可悲的当然不只是一个海德格尔。我们不断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强调他们对真理的言说。但是，只要随便翻一翻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又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被强权意志或多或少地利用过？易卜生，罗素，海明威，三岛由纪夫，高尔基，康有为，周作人……即使是萨特，也都充当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譬如陈寅恪，其一生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做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是像这样的知识分子，你即使是用万米大网在历史的长河里来回捕捞，也不会捞上几个来。
□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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