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真理和实情，这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一门艺术。”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高尔基曾如此说道。我原本对高尔基并无多少好感，主要是他的作品盛名之下，颇不相符。但读了这本书，尤其是认真地品味了这句话之后，敬畏之情，倏然而生。
该书中所收的短文，主要写于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前后。当时，高尔基正在主编《新生活报》。作为一位严谨而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新政权的某些过激行为，高尔基奋笔疾书，不断痛陈当时的各种社会弊端，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中虽然不乏一些激烈言辞，但它却透视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在良心。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实际上继承了由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所开辟出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优秀传统，以一种历史受难者的姿态和宽广无边的体恤之情，为人民说真话，向社会道真相。不久，《新生活报》即遭查封，高尔基也开始了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斯大林走上历史舞台之后，首先在国内大力营造大作家高尔基的个人声望，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请他回国，让他重温昔日的荣耀。１９２８年，正值高尔基６０大寿，一时间，高尔基的各种照片画像、赞美高尔基的文章充斥了苏联的所有媒体。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高尔基果然回国了。
也许是人所共有的虚荣心在作怪，高尔基原本只打算回国转转，并没有长久呆下去的安排。但是，回来之后，他再也无法抗拒无处不在的盛情、种种崇高的荣誉以及来自政府部门许诺的特权优惠，很快，他便投入到当时苏维埃的“造神”运动之中。斯大林给高尔基加封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和最高代表”的称号，高尔基则立即回报给斯大林一连串赞美，譬如“列宁的忠实的坚强的学生”，“强有力的领袖”，具有“钢铁意志”和“充满智慧”的“更加伟大”的党的领袖和“人民的父亲”，并且号召知识分子要完全“相信斯大林”。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赞美集体化、劳改营、契卡人员，并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提供理由。高尔基终于忘记了自己早年所坚守的“说出真理和实情”的艺术信念。
由一个“不合时宜”的独立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太合时宜”的文人，这绝不只是高尔基的不幸，而是２０世纪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一方面，我们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应该直接对真理负责；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优雅的生活中，在显赫的地位中，丧失了对生存真相的审视，丧失了对一些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批判能力。所以，葛兰西说，现代知识分子“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的随便”。海因兹·迪特里齐也说，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阵营已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溃败之势”，“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我不知道，这是知识分子的伤痛，还是人类的伤痛？
□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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