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人写文章喜欢引经据典，一千个字里有八百是引的，不是名人所说就是典籍中选来，让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读了很多书的。好比大观园里烧茄子，不过是一只茄子，倒要好几只鸡来配它，做出来的味道让刘姥姥这个长年种茄子的人都辨不清咸酸了。人们称这种毛病为掉书袋。
都是掉书袋，根据作者的身份、喜好不同，其表现形式也有多种多样。笔者大致归类了一下，发现有这样一些规律。小资一族最喜欢掉杜拉丝、村上春树，中国的就只掉张爱玲这一袋了，且亲昵地用“爱玲说”，仿佛“爱玲”是他亲姊妹；先锋一族爱掉凯鲁亚克、金斯堡等垮掉的一代，一般在每章的引子里挂上一段牛头马面不知所云的格言，显得极前卫也极莫名其妙，前两年还掉切·格瓦拉，中国人里头差不多就掉孟京辉，动辄来点先锋戏剧证明不幸生在第三世界的你既入流又有本土意识；最煞有介事的是“学者型”掉书袋，之所以称之为学者型，因为几年前就有人提出现在有作家学者化的趋势，所以原来专门虚拟叙事的人猛可的引经据典地抖搂起名人名言来是很有效果的，不由得让读者惊呼：这厮有能耐啊！不过，学者型的掉书袋多是不屑于同小资和前卫们一样的，对他们来说，杜拉丝、村上、爱玲太庸俗，凯鲁亚克、金斯堡太幼稚，张狂劲足，可没有如来佛的道行，不足以骇人，他们顶喜欢掉昆德拉，还有厉害的拿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一般读者看着很唬人的来说事，不过也并非是个西方经典就可以了，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他们是不感冒的，那简直是石器时代的时髦了。
掉书袋的原因自然是书读多了。然而读多了书显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写文章的人要比一般人多读些书，并没有个个都掉书袋，大家的书你并不见他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但你觉得气象万千集思广益。随便翻开一本，不说远的，就说余秋雨初出道时的两本散文随笔，有多少名人名言？可是其文化价值无人可以否认；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周国平其成名作《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据说曾因为理论引证太少而受到质疑，然而现在，这个１８万字的带点散文性质的尼采论本到２０００年已经第９次印刷了。可见，读书多不必然会掉书袋，只有生吞活剥或走马观花的读书引书才会导致掉书袋。
你之所以觉得他掉书袋，正是这书还没来得及消化，急着派用场就囫囵给吐出来了，在文章里有些“隔”。就好比他这庙不是很大，却搬几尊大佛来装门面，如何盛得下？只好采用大观园做茄子的办法，又是鸡肉又是香油的直到把这只寒酸的茄子弄得再也没茄子味，不知道什么味。在笔者看来，高明的掉书袋是有其质而无其形的。所谓有质无形，可不是怂恿你抄了名家的句段、思想却把双引号拿掉权当自己的，而是指前人巨著的思想已经融会在自己的血液里，成为一种滋养，为你所用，却又毫无隔膜。以王勃的《滕王阁序》为例，可以说是三句一用典五句一掌故，等终军之弱冠慕宗悫之长风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句句是有来由有出处的，但读来却只觉气势如虹，绝无牵强附会或囫囵吞枣之感，为什么？不过是他用得贴切，在适当的时候以优美的形式（骈体）掉进了书袋。
综合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其是与非之间不过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即中国人所谓“过犹不及”的道理。对于名家名言与经典大师，适度用了显得咱们读过书，要用得太多太生涩，就像人家笑话山民进京了。山民进了一趟京，回来说在大街上碰见皇帝了，乡亲问，皇帝是什么样子？答曰皇帝可有派头了，左手一块金子右手一个大元宝，嘴里嚼着人参，擦屁股用缎子。可是，皇帝是那么显摆的吗？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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