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闻媒体上，我们处处都能听到关于日军遗留毒气伤害齐齐哈尔人的近况，也常常可以看到受伤者那被灼伤的皮肤、因病痛而虚弱的眼神以及手脚上可怕的肿泡与糜烂。战争结束整整４８年了，然而祸害远远没有结束。而在几天之后的８月１５日，在我国受害子民的呻吟声中，相信仍会有日本政要去赞美和纪念４８年前埋下这毒药的倭寇。
长期以来，一提到日本，我就感到困惑不已。在儿时，日本在我眼中就是鬼子，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样的歌声所控诉的灾难制造者，他戴着大耳朵的黄色帽子，端着刺刀，一脸杀气，嘴巴里唧咕着些“吧噶呀路”之类的鸟语，面目狰狞、血腥暴虐；长大后，了解到日本的文化和艺术，很为它漆器的精美、诗文茶道的清雅所打动，便觉得匪夷所思。一个踩在木屐上的民族，连他们的衣服都叫做和服，在自己的国土上热衷于下棋、喝茶、插花、谈文论诗，怎么一出国门就成了吃人的恶狼呢？丑恶与唯美、残暴与温和，这些不可调和的极端居然如此严密地统一在一个民族身上，这种感觉正如张承志所表述的：“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
想必这种困惑不是我们中国人独有。战后，美国控制了日本，打算在日本取消君主制建立一个民主制的、非军事的新统治体系，然而这个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于是美国政府请了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到日本。这位出色的社会学家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很快写出了一份著名的报告：《菊花与刀》。在报告中，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的文化性格比喻为一种菊花与刀的双重人格，菊花代表了他们个性中飘逸清雅的一面，而刀则体现着一种极端的冷酷与坚忍。一个人有两副面孔（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许多时候是挣扎在这两者的较量中，你总是不断地以一方去否定另一方。而日军则没有这种中间状态，菊花奉献给自己人，刀给其他亚洲人，绝不含糊。据说，南京大屠杀时在国民政府邮政大楼前将中国平民捆在麻袋中燃烧的桥本在日本也是个善良而勤劳的好公民哩！他们如何能够把这张脸皮应付自如地挂出来呢？
一个成年人，不管他生性如何残暴，也总是有一些普通的良知的，就日军而言，难道他不知道向一个无辜的人———甚至一个毫无行为能力的婴儿举刀砍下他的头颅是一件罪恶的事吗？他是知道的。之所以杀人如麻乃在于杀人之前他们首先取消了中国人作为人的身份，在军国主义的教育中，当时的日本政府首先将“支那人是猪”这样的观念郑重地灌输给了士兵，难道杀一头猪会有什么罪过吗，它下贱而肮脏，天生就该为人所吃。而这种野蛮的教育和嗣后的侵略又打着日本国家利益的神圣旗号，不杀中国人谓之不爱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把这种羞耻感和罪恶感集体收走了，而当每一个日本兵都放弃了做人的起码良知而盲从于一种野蛮的集体利益时，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就要降临了。
正因为此，东史郎的道歉和反省就显得极为可贵，在右翼的迫害和“日奸”的咒骂声中站出来，没有人敢小看这种勇气。他是在把被集体收走的那分羞耻感寻找回来，重新放回自己的内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当黑白被颠倒，本该如此的常理就犹如刀丛里的菊花，令人敬佩了。推广开来，历史上有许多的浩劫和罪孽都是由于人们在一些貌似神圣的东西的蛊惑下忘记了最简单的道德原则和最普通的良知所致，责任不仅在发起者，更在每一个施加伤害的人身上。
８月１５日将至，一衣带水的邻邦还有多少刀丛，又开了几朵小小的菊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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