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人失散的万里长梦，是把梦境的背景设置在一处古驿道上。先是钱先生因一个神秘电话之召离家而去，然后是杨绛与钱瑗母女去古驿道上寻找，于是有了“古驿道上相聚”，但随后因了钱瑗病重住院，杨绛于是乘着自己的梦去看钱瑗、去看钱钟书——
杨绛女士的《我们仨》见诸坊间已一月有余了，“热谈期”大抵已经过去。这是一部写者淡泊无为、读者感动生情，值得收存的书。
书的作者是９２岁的杨绛女士，书中记录了她和钱钟书以及女儿钱瑗的人生经历，这样一部书对中国文化界和读书界的意义自不待言，而值得普通读者静心阅读的，还在于从书中那杨氏文字所特有的温婉平和与淡淡的幽默笔致中读到的三位学人内心世界的深邃和品格的厚重。书中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传达出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的生活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杨绛这段话，是对自己一家三口最切实、最朴实的评说，质朴的语气里其实蕴含了太多太多的力量。
全书分三部。第一部可作自序观。篇幅最大的是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从１９３５年钱钟书、杨绛二十四五岁赴英国牛津留学，写到１９９７年钱瑗去世和１９９８年钱钟书去世６３年间这个三口之家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这部分内容，有些可与《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中的章节对照着看，可以相互补充叙事中的空白。
全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二部，即那个“长达万里的梦”，标题作：《我们仨失散了》，占了４０页篇幅。与第三部相比，那是实写钱、杨两人的大半生和钱瑗的一生，这是以诗性的笔法虚写三个人共同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这里说“共同度过”也不确当，因为那一段时间，钱先生和钱瑗分别住在医院里，杨绛每天去看钱钟书，“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钱瑗所在的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而此时的杨绛女士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
这个三人失散的万里长梦，是把梦境的背景设置在一处古驿道上。先是钱先生因一个神秘电话之召离家而去，然后是杨绛与钱瑗母女去古驿道上寻找，于是有了“古驿道上相聚”，但随后因了钱瑗病重住院，杨绛于是乘着自己的梦去看钱瑗、去看钱钟书，在每一天结束时，“我的梦又回到三里河寓所，停在我自己的床头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梦中梦。钱瑗和钱钟书先后辞世，终于等到梦醒时分，“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读完这一段万里长梦，再是自诩理性过人者，也会数次涕泣沾襟。这是作者文字的力量，更是“我们仨”之间几十载相守相助、相知相爱的深情的力量。这部分写得非常优美感人，可以称作以极度浪漫主义的精神写出的一个悲情充溢的篇章，不妨断言：在２１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这一个可以单独成篇的部分应当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这是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部美文。
近期常光顾书店的朋友会发现：《我们仨》前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装帧版本。这事是不是有点怪？询诸了解发行内情的朋友方知：原来是三联书店第一次印刷３万册以后，封面选用的日本特种纸缺货，从第二次印刷便改换纸张，捎带着把钱氏“我们仨”的全家福也搬到前台来了。此书一个月间印行四次，印数１２万余册，对于一部出自非传媒明星、非时尚人物、非另类色彩作者之手的图书来说，这样的发行量实在够优异的。但，中国有几个钱钟书，又有几位杨绛呢？
书中收了许多影印的内容，包括照片和信笺，六个半印张定价１８·８０元尚不为离谱儿。两种版本相较，初版本封面用纸那种沉郁的土黄色含了些许缅怀的成分，但纸质过柔，夏天吸了潮气易变得如棉絮般婆婆妈妈的起伏不平；换纸后倒平平整整，是规矩之中的平装书。这样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书，真的没必要做得太豪华。
□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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