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一些新闻报道在借鉴报告文学的表述方式，大段不交代信息来源的直接叙述，淡化记者的采访痕迹，甚至夹叙夹议。对于这样的报道，我原来觉得好看，现在则给予特别的警惕。
　　2001年5月6日，湖北钟祥市贺集二中发生136名师生食物中毒的特大案件，因涉嫌投毒，引起媒体的格外关注。12天后，当地媒体刊发案件告破新闻，称北京刑侦专家用测谎仪甄别出嫌疑人，是该校4名教师因对新校长不满而投毒。
　　一个多月后，北京某周刊登了一篇关于此案的万字长文，开篇的标题是“一桩投毒案中的毒素”。我惊异于文章选取的角度，当我只注意到案件侦破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的时候，该刊的记者注意到了投毒案产生的社会背景，用文章中的话说，“民选与任命之争是他们矛盾的真实根源，在像钟祥这样相对闭塞的内陆城市，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民选还是任命这样的制度转换本身，而是制度带给像潘楷这样有才能的竞争者以光芒闪烁的机会，但是不能真正实现，所以只好借投毒以泄私愤。”
　　那篇文章，我反复读了两遍，做深度报道不求空前但求绝后，我以为那篇文章就是这个事件的绝后文章。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投毒案第一次开庭，爆出4名嫌疑人当庭翻供的新闻。然后嫌疑人的家属和我取得联系。因为我的版关注过这个案子，他们希望我能在二次开庭时去听听这个案子的真相。
　　第二天整整听了一天的庭，控方出示了几十个证据，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支持他们的起诉，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证、物证能证明4名嫌疑人就是投毒人。而嫌疑人则当庭指控警方刑讯逼供。
　　那次的采访，我做了一篇稿子，题目是“宣布案件告破是否超前审判”。稿子做得不好，形散，我不满意，但却以为其内涵的分量在我去年的报道中应该是最重的。
　　几个月后，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申请撤诉，法庭批准，检察院未再起诉，法庭又拖了数月至今不判。
　　我和嫌疑人的家属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同时也研究关于此案的新闻报道，我越来越相信我当初文章中的判断：隆重发布案件告破和立功受奖新闻所造成的社会效应，是使当地公检法系统骑虎难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原来我所警惕的只是那种形式上的媒体审判，比如某报的标题：“为谋校长之职，四‘狼师’毒倒百余名师生”，“狼师”一词是定性的有歧视意义的说法，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次，我发现在一个案子未判之时，那种不说明来源的叙述方式实际上也构成了媒体审判。
　　比如某刊那篇文章，没有准确交代信息来源的直接叙述占了相当的篇幅，尽管我们可以从中推测这段是警方说的，这段是老师说的，这段是学生说的，但是记者在文章中没有确定这些。
　　仅举那篇文章开篇导言里的一段为例：
　　“正是对这个校长位置的觊觎造成了5月6日那起中毒人数高达136人的投毒案，副校长潘楷的名字已经在校领导值班黑板上被人用刀刮掉，他不是正常离任而是入狱。他正是这起案件的主谋，那些学生的生命是他的筹码。他以往口碑不错，是钟祥市中学化学学科教学带头人，聪明能干有管理才能，但是罪责难逃。”
　　百余字的一段话中把不同渠道采访来的素材杂糅在一起，却没有交代各自的来源，从读者的角度看，实际这些已全部成为记者的结论或者媒体的结论。
　　除此，这段话中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叙述不准确，二是夹叙夹议。
　　现在反观该刊这篇万字长文，我依然会感叹其选取的角度和语言带来的阅读快感，但是，当通篇文章用一个没有被最终确认的新闻事实做基础，并且叙述的方式让读者很难判别信息的可信度时(不是真实度)，文章本身的稳定性就是大可质疑的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把记者藏起来，是很多长篇通讯喜用的叙述方式，因为头绪繁多，采访的人也多，找到的背景资料也多，叙述中如果通篇是“据某某告诉记者”或“据某某资料记载”，阅读起来会很不流畅。而把所有采访素材(包括找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叙述，甚至夹叙夹议，好看，似已成为个别媒体的写作定式，也在被其他一些记者关注和效仿，但我现在已经很担心其成为一种主流写法了。
　　那天我的一个同事编实习记者的稿子，忍不住地说，某某的写法，越来越像某报了呀。
　　实习记者的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凌晨3点，51岁的陈邦顺悄无声息地从炕上爬起来，当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时，借着月光看到村子里已有人和他一样早早地起来了，顺着山腰间的羊肠小道，他们摸黑翻过无数道山梁，步行约4个小时，赶到位于兰州市连城铝厂职工医院内的连海单采血浆站。这时聚集在这里的老乡大概有80多人，和陈邦顺一样，他们都是来卖血浆的。”
　　你在“凌晨3点，”亲眼看见“51岁的陈邦顺悄无声息地从炕上爬起来”吗？你亲眼看见“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时，借着月光看到村子里已有人和他一样早早地起来了”吗？4个小时以后，你在采血浆站亲眼看见“聚集在这里的老乡大概有80多人”吗？你确认这80多人“和陈邦顺一样，他们都是来卖血浆的”吗？
　　我从文章作者口中确认这些都不是他亲眼所见，那么如果是我，我不会这么写。这段话要是交代信息来源，或许会变成这样：
　　51岁的陈邦顺告诉记者：他凌晨4点起床，摸黑翻越无数山梁，步行4小时赶到位于兰州市连城铝厂职工医院内的连海单采血浆站。他看到，此时聚集在这里的老乡大概有80多人，他们都是和他一样来卖血浆的。
　　少了很多文学色彩，但应该是扎实的新闻语言。
　　我不以为新闻写作该有固定的路数。
　　是不是每一句话都要交代出处？在我的叙述中，可以除外的大约有下列几种：
　　第一，有广泛的公众认知度，不交代出处也绝不会引起任何歧义的。
　　第二，我亲眼目击的现场。
　　第三，自然灾害的第一现场：有很多目击者或亲历者，他们对基本事实的描述没有分歧。(自然灾害的第二现场基本上是记者可以目击的了。)
　　第四，人为事件的现场：事件中的所有矛盾方对事发原因可能各执一词，但对事发现场过程叙述一致。
　　第五，找不到亲历当事人但已有定论且基本上民间没有歧义的历史事件。
　　可能还有其他，一时记不起了。再说。
　　当然，对符合上述条件的事件，除非觉得行文非常不爽，我还是力争交代信息出处的。
　　除此，我还从读者的角度以为，对于一些非常大众化的场面，或者一些与文章的主旨与他人没有太大干系的细节描述，出自谁的说法在行文上可不必细究。
　　和相关记者交流过看法，知道有时取一些淡化来源的写作手法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需要。对此意识我能理解，但淡化不等于可以将事实来源隐于无形。为了保护当事人，我们可以把“张三说”改成“某某说”，而假如连“某某说”都没有了，新闻叙述传达的信息就会受到本质上的质疑。而对该刊那篇文章来说，如果说文章通过隐匿事实来源保护了一些当事人，我们更应该注意这种叙述方式同时伤害了另一部分当事人，比如那4个投毒嫌疑人。
　　我对叙述方式的警惕，其实并不仅仅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我记得好像有这样一种说法，由公检法向媒体提供的案件新闻，刊发后若涉及侵权，媒体不承担责任。)更出于新闻本身的要求，在我的新闻理念中，新闻的作用首先是事实的传达，对事实传达的要求首先是准确。“正是对这个校长位置的觊觎造成了5月6日那起中毒人数高达136人的投毒案。”这是谁的说法？是警方的调查结果？当地百姓的认为？记者的调查结论？还是法庭最后的判决？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追问，即使是某某的说法，是在某某场合公开宣布或发布的？还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如果是前者，记者若不在发布现场又是从什么渠道获知的？这些读者都无从知道。不知道一条信息的真实来源，读者的判断和评价就失去了基础。比如一个消息源于一个信誉很差的机构或个人，与其源于一个信誉很好的机构或个人，令读者信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样一条信息，是记者直接获得的，还是转了八道弯传到记者这里的，其可信度也是不一样的。
　　新闻不需要分析吗？新闻不需要剖析事件产生的原因和预测可能的后果吗？新闻当然不是简单的叙述事实，有深度的新闻当然会关注事件之外的东西，但我以为，新闻分析是记者用事实本身(包括客观发生的存在以及当事人的主观认知)做出的分析。如果记者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做新闻分析，我宁愿将其归于评论的范畴。
　　上述是些随感，其实我对新闻写作的困惑亦多，望叙述方式的问题能引起关注和探讨。?
　　（北京）郑 直
　　郑直：女，《北京青年报》记者。